柏杨魂归道山,葬礼将于5月14日低调举行。这位上世纪80年代在大陆几乎妇孺皆知的作家,因其去世而再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而大陆人最熟悉的柏杨的著作,无疑是《丑陋的中国人》。书中的“酱缸文化”、“窝里斗”等概念已经成为日常的文化概念,但人们可能已经忘记,1986年12月,国内第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出自广州花城出版社。
现任广东省政协常委的陈俊年,当年是力主出版此书的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撰写《其实你不懂广东人》的知名作家叶曙明,当年正是此书的责任编辑。记者近日采访他们二人,揭开了《丑陋的中国人》尘封的出版内幕。他们回忆起在铁皮屋里编辑这本书的情景,讲述初版210万册的奇迹,还有被批评、做检讨的历史。
“这本书我们应该赶紧出”
《丑陋的中国人》现在有很多个版本,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只有花城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两种。陈俊年介绍,两个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了柏杨这本书,但是湖南版是根据当时国内报刊杂志转载散登这本书的内容整合而成,而花城版则是将台湾的原版图书拿过来,稍作删改后出版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版。
提到当年出版这本书的由来,陈俊年回忆说,当时王曼是当年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85年前后,在深圳召开的一次东南亚作家座谈会上,一位朋友把从香港带回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介绍给了王曼。王曼看后很受触动,就把原版书拿给了陈俊年,跟他说:“这本书在海外挺有影响,你先看看怎么样。”陈俊年花了一天一夜时间读完了这本书。他“被打动了,吸引了,放不下手,看完后很震撼”。随后,他对王曼说,这本书不仅应该出,还应该赶快出。
陈俊年回忆,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对“文革”、对“左”倾思想有所反思,但是一般都是从政治路线、党内斗争上去认识这些问题,他自己当时也是这样思考的。但是反过来想想,“文化大革命”搞得那么热闹,难道只是“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吗?“文革”时,年轻人都以参加“红卫兵”为荣,但奇怪的是,等到“文革”一结束,大家为何都说自己没有参加过呢?这就不正常呀!
而这时,柏杨的书恰好从文化、人性的角度去剖析中国人,文笔犀利、眼光独到,语气甚至有些刻薄,很有“鲁迅风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文章“稳、准、狠”。比如书中“酱缸文化”这个提法既新颖又深刻,“中国历史文化就像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但是时间久了,河里污秽肮脏的东西积淀得多了,就腐坏了,成了一个酱缸,发酸发臭”。同时,他还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把当年鲁迅所讲的国民劣根性放在当下来分析,现实针对性很强。
另外,这本书里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都是一些杂文、随笔,看后马上能够反思自己,读者还会情不自禁地去“对号入座”。这一切让陈俊年觉得,这是一本读者十分需要的启蒙式、批判式的书。
“铁皮屋”里编辑描封面字
定下出版这本书的时间,是1986年10月,责任编辑是当时还在《浪潮》杂志社(当时介绍新思潮的杂志,后停刊)做编辑的叶曙明。叶曙明说,当时花城出版社才刚刚从广东人民出版社分出来,没有地方办公,于是就在现在大沙头的人民出版社的天台上搭了个“铁皮屋”。
陈俊年回忆说,那个天台是个龟背形的地面,中间拱,两侧低,他们就利用天台的拱面,搭上铁皮,建了个“铁皮屋”,办公桌靠着墙以免滑动。编《丑陋的中国人》的时候是10月份,暑热依然强劲,屋顶上有个水龙头,最热的时候就洒水,冲出来的水都烫手。另外,公共厕所正对着“铁皮屋”的大门,一个人上厕所,整个编辑部都是臭的——陈俊年开玩笑说,每次有人上厕所,就忍不住骂:“这是哪个衰人,上厕所上这么久。”
就在这所铁皮屋里,叶曙明用一个多星期时间就编定了稿子,将原版中一篇直接针对“文革”和另一篇直接对大陆进行犀利评论的文章删掉。另外,书中一些较为敏感的内容,像“中华民国××年”这样的写作时间则直接去掉。10月交稿,12月书就出版上街。这时,距《丑陋的中国人》原版图书出版刚好一年。
封面上半部是一片蜘蛛网,下半部是在暗红色的背景前,一张被烧焦的石狮子的照片。封面想传达的寓意,是拨开老旧传统的蜘蛛网,焚烧掉腐朽的残渣,在时光侵蚀的文化中淬炼真金。整体感觉与原版差不多,但是仍然有所创新。当时,蜘蛛网和石狮都是黄仁达特意摄影的；而石狮子烧焦的效果,自然不像现在用电脑做就可以了,陈俊年和装帧设计苏家杰是真的把照片点燃,然后用玻璃压灭,制造出焚烧的痕迹。当时他们做封面要自己亲自动手写美术字,而现在电脑中常用的黑体字也都是当年那些编辑们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第一版竟征订到280万册
书出来之前,出版社首先向全国新华书店征订,数量把陈俊年吓了一跳:280万册!陈俊年介绍,当时花城出版社的“海外文丛”征订数一般在十几万册左右,大陆书好的也就几万册,而《丑陋的中国人》第一版就征订了280万册,是当时花城出版社销量最大的一本书。但是鉴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如果按照280万这么大的数量来发行,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为了稳妥起见,出版社就只印了210万册。
与此同时,他们还做了些技术上的处理,陈俊年在正文前写了个“出版说明”,明确说明了这本书“作为内部发行,仅供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考之用”。另外,在书尾的版权页上,他们也加了4个小字:“内部发行”。
当时,凡是“内部发行”的书,只能在广州北京路的古籍书店二楼的专柜里买到,而且必须是符合条件的内部人士才能购买,一般也就印一两千册。陈俊年说:“虽然我们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上架卖,但是内部发行可以给我们留条退路。”
陈俊年说,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大,花城出了第一版后,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在一个月内就印了两次。书还在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的时候,他们去查看效果,发现很多工人边排版边偷偷拿出来看。工人们都说:“这本书好啊,我们都看了。”
在陈俊年看来,最初由花城出版《丑陋的中国人》,是偶然也是必然。柏杨在台湾曾经因言获罪,出狱后演讲,很多地方都不敢让他讲“丑陋的中国人”这个题目,可见书中内容的敏感,一般出版社都不敢冒这个险。当时花城出版社也拿了很多个“第一”:在全国是最早出版武侠小说的,像《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等。同时也是最早出港台书的,很多港台作家像亦舒、席慕容等的书都是通过花城出版社传到内地读者手中,还出版了“海外丛书”,推出了一批港台作家的作品；而且花城在中国出版界历来以敢为人先著称,从《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到丛维熙的《黎明》,这些书当时一面市,无一不“洛阳纸贵”。陈俊年说,正是开放、交流的心态和敢为人先的理念,成就了这一桩美闻。
“这辈子首次为出书检讨”
但因这本书的内容过于敏感,它的发行必然会遭受一些波折。有关部门要开批判会,要出版社做检讨,陈俊年就把一切责任都揽下来了。而作为责任编辑的叶曙明,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他感慨,“那个时候,出版社真的很保护责任编辑。当时的情况那么紧急,我却等到事情都平息了才知道。”
谈到批判会的具体情况,陈俊年回忆说:“那是在德政南路的一个招待所,我们开了一个上午的会。当时出版界副处级以上的人都参加了,大概有七八十人。大会的氛围很严肃,主持人一开始就说,‘这本书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完全是对中国人、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一种污蔑。花城出版社是一切向钱看才会出这样一本书。’后来还有两三个人也对这本书进行了批判,不过说得都不是十分严重。”
“那次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为出书而作检讨,也是唯一的一次。”陈俊年说,在开这个会之前,他花了两个晚上写检讨书,夜不能寐,当时他妻子的一句话却让他觉得倍感欣慰,她说,“不要紧,如果你真的为了这件事情去坐牢的话,我去给你送监饭。”
开批判会,有很多传闻,陈俊年心里也很紧张。真到了上台检讨的时候,他反倒不紧张了。陈俊年说,他当时觉得这本书的确是本好书,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人还会否定它,但是迟早它会被大多数人接受的。
不过,他在检讨时并不是这样说的。陈俊年笑着告诉记者,当年一些出版界的同仁都说他是“假检讨、真反扑”。他先是把这本书的内容和出版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接着抛出自己的观点,说这本书是有偏激的地方,但那是因为它的基调,就不是讲“美丽的中国人”,而是讲“丑陋的中国人”,自然就会强调中国人不足的一面。中国人勤劳、勇敢、智慧,但这些都说了几千年了,这时候来说说中国人的毛病、痛处,也是应该的。
陈俊年还记得自己“狡辩”说,柏杨这本书里的“中国人”讲的都是台湾、香港和海外的“中国人”,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大陆的“中国人”,我们读一读,可以引以为鉴。
他也还记得自己检讨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毛主席也告诉我们,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任何人有美丽的一面,也有丑陋的一面,为什么到我们自己身上,就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了呢?”
检讨过后,最终也没有怎样,这本书只是停发了一段时间,两年后,又重印了一次。而20年后,这成了一段令陈俊年骄傲的往事。他说,当时这本书的发行量那么大,说明人民群众是很需要这种类型的书的。以前有种说法是“人民群众需要的不一定都是好的”,这根本就是谬论,“就像票房高的电影不一定能够拿国际大奖,但是最起码观众都喜欢看,这部电影的水平总不会低到哪里去。”
柏杨最后得到3200元稿费
虽然花城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反响空前,但是有一件事一直令整个出版社的人都耿耿于怀,就是柏杨的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很长时间了,但还没有和他本人联系上。陈俊年说,他们当时虽然有版权意识,但是当时那个环境,根本就没有办法联系。
最终他们想了个办法。1987年春节,陈俊年提议以广告贺年的形式把那些在花城出版社出过书但是没有拿到稿费的港台作家列出来,希望他们能够和花城“接上头”。当时的广告词是林贤治拟的,先是一行大字:“花城赠你一枝春”,下面是问候广大读者和作者,并提示他们与花城社联系。当时他们把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镶嵌在名单里面。陈俊年说,这既是一个和作者联系的信号,也是想表明他们认为“柏杨这本书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们想“通过这种技术手段‘顽强’地表达自己对这本书的立场和看法”。
但那次他们仍然没有联系到柏杨。后来陈俊年从报纸上得知柏杨1988年将来大陆,到西安看望他的女儿。知道这个消息后,陈俊年和王曼社长说:“机会来了,我们赶紧把稿费送过去。借此机会和他建立长期关系,以便以后出他的书。”王曼很支持,但是一结账,柏杨的稿费才2910多块钱。陈俊年觉得很难为情,他想既然专程到西安一趟,应该凑个整数啊。但是当时的财务制度很严,柏杨也没有和出版社签约,完全是出版社给多少就是多少。后来陈俊年和编辑部里的同事七拼八凑,共凑了3200块钱。他就揣着这些钱,坐火车到了西安,见到了柏杨和张香华夫妻。在陈俊年看来,柏杨虽快人快语,但是人很和善。而张香华则温文尔雅,美丽而有气质。当柏杨得知他的书在花城出版后很高兴,也很感谢花城出版社。
他们夫妻俩还赠送陈俊年一些书,其中就有张香华的诗集《千般是情》。当天晚上陈俊年拿回去就认真看了,觉得写得挺好。他就对张香华说；“你这本书让我们来出吧!”她说,光这本还不够,她回台湾再寄几本诗集过来。于是1991年花城就出了这本《千般是情》,陈俊年还特意为这本书写了序。
很多人都应该再读一遍
1989年,陈俊年曾专门去北京,想把柏杨的书都签约下来,出花城版的《柏杨文集》,包括《柏杨版资治通鉴》、《中国人史纲》等。当时柏杨已经委托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准备将版权交给花城。但是因为他姑姑的事情,他就先回台湾了。本来他是准备办完事后直接坐飞机过来和花城签约。谁知道柏杨最终未能成行,中间就断了往来,后来陈俊年也调离了花城,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虽然没有能够与柏杨成功签约,但是在陈俊年看来,柏杨的书很好懂,大陆和港台文化同根同源,文化的基因,顽固地渗透在两岸中国人的血脉里。彼岸的乡音,在此岸的年轻人心中,一下子就引起共鸣。
如今柏杨去世了,陈俊年翻出多年前的初版《丑陋的中国人》,感慨说自己要再读一遍,很多人都应该再读一遍。他说,书中提到中国人有种膨胀的自信,有一点气候,就觉得天地太小,都装不下自己了。这一点就很有现实针对性。当年中国刚刚开放,现在我们已经“走”出去了,“大国崛起”这样的话我们也经常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是抵制这个抵制那个,动不动就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时候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大国的气量到底体现在哪里?我们所做的是否真的长了大国志气,是否我们的很多志气还没有长起来?很多人都没有搞清楚中国相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还是个“穷国”,还是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总是容易忘记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忘记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
另外,书中说到中国人爱在别人家门口“摆鞋阵”,却不愿意在自己家门口摆臭鞋。这种现象现在在广州的一些小区里依然比比皆是。还有,“窝里斗”就是《丑陋的中国人》首先提出来的,随后逐渐成为一个特定的名词广为流传。柏杨的独创性的发现和提炼,已经影响并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并将依然是中国人解剖自己的武器。
《南方日报》
1951年,毛泽东一再要求，“广东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于是,军队决定抽出6800名官兵，投入到土改中去，包下广东25个县的土改。“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随即风起潮涌。全省四万干部，扛着背包，奔赴农村。在63个县全面展开清匪反霸、退租退押的“八字运动”。许多南下干部大声疾呼，广东土改，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斗倒地主恶霸，只是零敲碎打，甚至“基本没动”。从现在起，必须一改旧观，全面进行土改复查，大军挂帅，狠字当头，不打不服，充分发挥绳子和棍子的作用，无限度地清算和追挖底财，非要把地主斗得倾家荡产、九死一生不可。
大军的斗争意识，特别强烈，在抗美援朝的外部环境和国民党可能反攻大陆的内部环境之下，他们深信必须像打蒋介石一样，进行土地改革。于是，有些农民在“少数勇敢分子”的号召下，一哄而起，三五成群，进行无领导无组织的自发斗争。有些地方大村斗小村，大姓斗小姓，强房门斗弱房门。还有人趁火打劫，侵吞果实，贪污浪费。情况令人忧虑，被叶剑英痛心地形容为“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局面”。
四乡八镇，无不掀风鼓浪。一些未经政府批准的机构（如城乡联络处之类），擅自成立，到处捕捉逃亡地主，把某些久居广州的知名人士，也作为逃亡地主，押回原籍斗争。清末民初，名震省港的大绅江孔殷，南海县人，举人出身，是康有为的弟子，曾参加过著名的“公车上书”。为前清翰林，官衔太史，曾捐过江苏候补道，一度名列候任广东水师提督。民国以后，任英美烟草公司华南总代理，积财千万。占了四条街位的广州河南同德里太史第内食风鼎盛，俨然头号美食世家。土改时，江太史年届九十，风烛残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这天，在广州六榕寺门口跌断了腿之后，被南海农民强行“装”进箩筐，抬到佛山乡政府。江孔殷至死瞑目不语，竟以绝食而终。
古大存在6月间到粤东12个县区乡进行调查，他所写回来的报告，字字悚目，句句惊心。
（古大存写道）复查一开始，农民就向地主追余粮。如东阁村先召开了党、团、妇、民兵大会，交代政府政策，说明斗争方法和目的，并组织了复查委员会。但一开始斗争时，群众控制不住，纷纷采用吊打办法，群众认为地主狡猾“抵吊”，东阁村七八个地主全部给吊打过，地主罗贵昌，三吊三出，拿出三两黄金；地主罗□培，掩藏白银，不肯承认，后给少儿队搜出，农民用篱笆竹打，愈打愈气，罗回家以后死掉了，他在学校念书的12岁儿子，也给少儿队私下拖去活埋，只剩下了头，以后又扒出来。男人打男人，妇女打妇女，一家地主四个人，有三个打得到现在还起不来。同甲乡四村，有六家地主，三家被打了。地主王和隆，欠一百多担谷，全家18口，儿子媳妇都给打了，只有二口没被吊打。地主陈得胜，全家16口，四口被吊打。四村吊得很凶，最初吊指头，然后吊单边，另一边则绑石头，吊得手指折断，但是一钱也没有吊出。东阁村农民过去受了地主的气，这次打得气喘不过来还要打，认为“打死地主，当他睡目”，“过去地主对我们狠，打吊一下算得什么”。有些群众见地主自杀，见死不救，如洪村地主婆跳水没人救，死了。
古大存的报告说，由于各乡吊打得很厉害，地主忌而自杀的很多，大部分是女的。一个女摊贩，因为帮地主收藏了50个光洋，被民兵查出后，也吓得自杀死了。“总计从5月30日到6月5日一个星期中，吊打成风，到处蔓延，因吊打致死的六名，自杀的13名，以广和乡和三维乡最多”。
6月6日，惠阳县第一区（潼湖区）开区农代会。到会代表160多人，征求意见时，只有42人不赞成吊打。“据说42人中大部分是干部，其实也还不是真正思想上弄通的，”古大存写道，“有的认为吊、打死了太便宜地主，要给他受受苦。”
广和乡乡长发言时说，他们已经“扭转毛病”，改为“时吊时停”了；镇隆乡长觉得“我们还没有打过，不够瘾，会给农民怨死，以后不要吊死就算了。”三维乡提出了不吊打后，运动停了下来，在农代会上，他们大吵大闹说，“不准吊打，还搞什么？”
其他各县区的情况，也毫不逊色。古大存在惠阳坪山区看到的情形是：
在村干率领下，民兵领头，到处搬东西，大饮大食，如白花乡蓬峰村军工烈属兼归国华侨罗湘辉（有二个儿子——已牺牲，二个党员——在马来西亚参加革命，被捕坐牢后，最后被驱逐出境），他本人不是地主，他自己刚从南洋带回来的东西，及本人的裤带都被解下来拿走，连专员县长送给他的礼物也给拿走。下竹园村工商业兼富农陈焕文，也是烈军属，床板水缸都被搬走。
群众运动的秘诀，就是不怕“矫枉过正”，先鼓动起群众的仇恨情绪，放手让他们乱一阵子，然后再慢慢收拢回来。所谓为政之道，一张一弛。这种方法，在19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初见成效；在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
（古大存继续写道）吊打肉刑据村干部统计，约共有10余种刑之多，白花乡二联村陈利通，早因怕行刑吊打，上吊自杀了，但该村民兵复把其子手脚捆绑，向上悬吊，后加油在肚脐上“点灯”，叫“点天灯”。地主黄向是长胡子，发动群众把他胡子一根根拔光。薄田乡地主何均，民兵、农民来搬家物，他自怕受刑，上吊自杀，民兵看见，置之不理，并说：“你吊你的，我搬我的。”结果吊死，过二天何均的老婆也投河自杀了。
这种场面，足令任何心智正常的人，不寒而栗。由于乡村中的混乱，不断扩展蔓延，有些地方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一如叶剑英所料，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安。
白花墟是惠阳县一个比较大的市镇，拥有3225人，240户商店，6月2、3、4三天间街上每个角落，都拥挤着来自三个乡数十条村的民兵，持着枪，挑着箩，划分地区，站岗戒严，捆人打人，搬运财物，争执吵骂。禾坑村与长沥村因争抢三光布店，差点动武。该墟驻队大军目睹其状亦为戒备，商店都关门闭户，乡村个别工作人员上前规劝，被民兵声称捆吓走，乡政府民政、公安委员、妇联主任等干部，因怕民兵来找麻烦，都紧闭门户，藏避起来，只留下乡长及民兵队长两人应付门面，商人说“这次政府也无用了”，民兵中有的这样说：“去年不能真正翻身，就因有了政府的控制，不能起来，这回自己来动手，才算真正拿到刀柄子，才算真正翻了身。”
虽然几万土改大军，浩浩荡荡下乡，表面看起来热闹，但这些土改队员，并未经过训练，许多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对农村一无所知，与农民十分隔膜，他们所能起的作用，殊堪置疑。李坚真被发配东江后，耳闻目睹了某些“土改大军”，在乡下闹出的笑话。
獭子乡十一村的工作同志名为三同，吃过饭便走了，吃了咸菜一大缸，豆角干一大笠，但连贫雇农的名字都不识。桔子八村王宁同志住了36天，没有和贫雇农谈过一句话。贫雇农批评他，便搬到学校住了20天，吃过饭便睡觉。
泰尾邓运发同志为了执行三同，把贫雇农三爷子共一张床的赶走了一个儿子到外边去同人搭床，后来多一个同志，再把他第二个儿子赶了。贫雇农很满意。泰尾小岭村有一个贫雇农发麻疯，同志们去他家里为了执行三同，同他同床，这个同志还说作了剧烈的思想斗争，一夜到天亮都未睡，有些同志要同被同床，自己带去的被子不便盖，同贫雇农共被，但贫雇农的被又薄又烂，天又冷，结果把贫雇农的被子撕成几块。女湖九村的工作同志住了128天连贫雇农家里的人名都不识。
虽然惠阳的混乱，无论在古大存的报告中，还是在李坚真的材料里，都只字不提南下大军的问题，但这一切，都是在十五兵团派出副政委担任粤东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四十四军派出政委担任东江地委第一书记以后发生的，却是不争的事实。
最令南下干部自豪的是，他们对地主阶级斗争的坚决和彻底。但以乐昌县为例，“对中小地主打得彻底，有的打得过重，对大地主和当权派打得却不够彻底，地主阶级中政治上打击不彻底的20%的户当中，有80%以上是大地主当权派。地主阶级中7%的被处死、判刑、自杀或其他原因而死的人当中，60%属于中小地主。占地主人口5%的因逃亡未受打击的人当中，60%是大地主当权派。”划分阶级和分配果实的工作，也做得不好。调查报告是这么写的：
由于运动时间短促，大多是前细后粗，前宽后紧，加以执行政策的偏差，因此运动的另一特点是遗留问题特多。组织建设做得不好。遗留问题一是错划阶级的现象比较严重，把一些富农及小土地出租者错划为地主，把不少的雇农错划为中农和贫农。一是积压果实，分配粗糙，机动田留得尚多，不少山林、鱼塘、房屋、农具未分或未分配完毕，分配不公的现象仍较普遍，约有10%左右的贫雇农土地未满足，20%左右的贫雇农在生产资料上未满足，部分地区对回乡工人、佃中农及乡村贫民分得太少，照顾不够。有些地主没有分配土地或分得太少太坏，增加劳动改造的困难。
在半年前的华南分局土改会议上，对广东的土改的基本评价，是“缺点虽多，偏向不大”。但现在被批评为“上级多头多脑，中间昏头昏脑，下级无头无脑”。必须尽快进行纠偏。
在叶剑英的督促下，各地花了十几天时间来纠偏，情况有所缓和。然而，7月10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却发表了措辞尖锐的社论《论正在前进中的广东农民运动》；一个星期后，再发一篇社论《认真学习，稳步前进——再论广东农民运动》。以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口吻，把广东土改的问题，归结为“好得很”和“糟得很”之争。
中南局邓子恢、李雪峰认为是“好得很”，而华南分局的叶剑英、方方，则显然是“糟得很”的代表人物。社论严词质问：“群众起来带来的一点偏向，比之群众起不来，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呢？”回答不言而喻，社论以一种教训的语气说：“应当对那些看到运动有些偏向而惊惶失措并发生动摇的人们说：动摇是不对的。”
两篇社论，发表前均未征求过叶剑英意见。党内分歧，公诸于众，形势陡变，气氛迥异。尽管叶剑英一向以宽厚、冷静著称，却也忍无可忍，终于发火了，他把报纸摔到桌面上，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把党内不同意见公诸报端？我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
随着南下干部接掌了大部分的县领导权，对地方干部不纯的指责，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愈加高涨，简直像潮水一样涌向华南分局、中南局，不仅方方招架不住，连叶剑英也招架不住了。
在5月召开的分局扩大会议上，各地分组讨论时，对干部队伍的不纯，发言盈庭，口诛笔伐，令人有硝烟四起的感觉。
西江区小组在发言时说，基层严重不纯，区县的也不纯。新兴县府有问题，县长不敢在县府住；罗定第五区区长是特务分子，副区长是异己分子，该区30个乡干中，七个是连长以上的伪军官，10个是三合会的头子，四个是江湖佬，一个是情况不明，农民则只有八个。
粤中区小组则反映，高明县委副书记对一个脱党三年的干部，随便恢复党籍（而此人是有问题的），由其介绍一乐昌国民党地下军的参谋长到县府工商科工作，而副书记竟保证其没有问题，此人后来被乐昌通知逮捕了。公安局长在土改中，其亲戚被斗争，就打电话去质问。恩平县委副书记对五区区长打击农民退租，不去批评，反而支持；三区派出所拿枪吓农民说：你们不要乱动；农民给恶霸挂牌子，乡长把农民骂了一顿，而县委只把乡长调职换了工作便算。
兴梅区小组也说，他们那儿的不纯情况，同样非常严重，以七区为代表，区书是叛徒，区长在抗战期间曾被捕自新，副区长曾任国民党军队营长，又在国民党国防部训练总队当过副队长，团工委宣传委员是海盗的团长，民兵副大队长是参加过大革命后来蜕化了的一个鸦片佬，妇联负责人是地主女儿，区农协主席替地主掩藏财物，包庇地主。“总的情况是不少坏分子和自新分子、叛徒等解放后都混进了党内和政权机关，甚至有的土匪头子也打进党内来。”
不仅中共在广东的基层组织“严重不纯”，而且也导致其他群众组织的不纯，在分局的一份关于农村青年工作的指示中，就把广东农村的青年团组织，形容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广东的青年团）建团的阶级路线、组织路线上也曾有严重错误，依靠了部分严重不纯的“干部”，依靠了“知识分子”，没有真正贯彻依靠贫雇农的方针，致使团的工作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团的组织严重不纯，一般的不能负担党的忠实助手的任务；农民青年缺乏发动，团在当前土改中仍处于混乱、瘫痪状态。
1951年底，三县土改试点工作，就在一片风雨晦明之间，正式宣布结束。当时三县试点，中南已有定谳；对和平土改的批评，竟成众煦漂山，聚蚊成雷之势，导致省土委会——甚或更高层的人事变动，已经有了足够的铺垫。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省土委会向中南局汇报时，虽然仍肯定试点是基本成功的，但亦不得不违心地承认，有“和平分田”的偏向。
揭阳、兴宁、龙川三县八乡的土改试点工作，已于11月30日全部结束，试点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一般都经过发动农民，与地主阶级展开斗争，打垮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威势与经济特权，达到了消灭封建制度，满足贫雇农要求的目的，其中尤以兴宁之浮东乡与龙川登云乡更做得彻底，群众发动也较充分，土改后的农村是呈现了新的气象。但工作仍存在着不少缺点，主要的是干部仍然存在代替包办，束手束脚，以及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并或多或少存在和平分田的偏向，因此，群众的发动是不够充分的。
最近我在写一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特定意义上的运动，它的最后一个句点应该划在哪里？通常是划在1919年五四运动，也有人拉长一点，把它划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但我认为，1922年陈炯明与孙文关系破裂，广东模范省实验失败，是新文化运动终结的一个标志。新文化运动有三个代表性的旗手，第一个梁启超，第二个是陈独秀，第三个是陈炯明。许多人都不承认陈炯明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因无非是：一、他身在南方，远离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二、他是军人，不是文化人，不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间，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以高涨的热情，在闽南推行他的政治实验。积极整训军队，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并资助孙文、胡汉民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又广邀新学人士，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文化在南方取得的实际成果。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炯明密切留意着青岛问题的发展。当学生开始走上街头以后，他亲自起草通电，表明支持北京学生的立场。由于粤军成功地在闽南建立了一块占地26个县的地盘，迫使北方政府坐下来谈判，陈炯明的一言一行，受到全国，甚至世界的瞩目。
5月22日，由福建省立第八中学发起，闽南联合会、省二师范、龙溪县立小学和各校校长、教员、学生、商会会长、农会会长、当地绅商，一万余人，在漳州召开国民大会。陈炯明到会演说，表示完全支持人民的抗议行动，反对在卖国和约上签字。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致电巴黎和会及我国专使，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及各种密约。二、要求惩办卖国贼。三、抵制日货。
6月下旬，和约签字问题迫在眉睫。陈炯明主张，南方在南北谈判桌上，不妨尽量向北方妥协，只要坚持恢复旧国会，维护宪法（临时约法），不应再拖延南北一致，合力支持巴黎和会代表，以争取中国的利益。
在五四运动中，陈炯明的爱国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对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初年的中国，遍地军阀，有枪便是草头王，陈炯明虽然手握兵符，却倾心于文化事业，堪称中国唯一的“新文化将军”，上马能托着五百支枪与北洋政府作战，下马能办报、办学、写诗作文，纵论天下大势。
广州曾经是安那其的重要根据地。1912年，安那其泰斗刘师复在广州建立“晦鸣学舍”，创办《晦鸣录》周刊，安那其八条纲领：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陈炯明是信奉安那其主义的。
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之际，陈炯明致书晦鸣学舍旧人，邀请他们全体赴闽，协助他开展新文化运动。一批安那其主义者，在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主持人梁冰弦率领下，携同印刷器材、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排印技工，到了漳州，陈炯明交给他们的工作，就是“办书局印刷刊行书报”。
1919年12月1日，《闽星》杂志正式创刊，陈炯明亲撰发刊词。他提出一种“全人类社会主义”。
陈炯明宣示《闽星》的宗旨：“我们既然要为世界努力，便当先从改造中国做起，改造中国，又要先从思想界改造起，这就是我们努力世界问题的一个步骤了。闽星社同人见得这个道理，发行半周刊，介绍世界新潮，阐明吾党主义，帮同社会上同志，为新文化的运动，即为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随着我们在进化线上走去，知道世界的演进，中国是负了一个极重的责任。由是用经营世界的精神，来创造中国的新生命。思想一变，新机大来，前途光明，没有穷极，这是本报的职务，也是本报的希望。”
陈炯明也赞成革命，但在他看来，革命不仅仅是“拿‘手枪’、‘’去干‘杀人’‘暴动’的勾当”，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革命，陈炯明说过：“报纸胜过三千毛瑟枪，是有一个价值的。价值大小，不在发行的纸数，而在反响的效果。反响的大小，就是价值的大小了。然而，反响从那里发生出来呢？第一、要看他的主义，是不是适应社会的要求。第二，要看他的传播，是不是向着多数人的方面。主义不适应社会要求，自然没有什么反响，传播不向着多数人方面，虽有反响，也是有限的，或者可以成为恶反响。故此一种报纸发行，须有适应要求的主义，来发挥‘现代精神’，并有符合多数人的传播，去改造‘群众思想’，综合起来，就会发生很大的反响了。”这也可以视作他对新文化运动及《新青年》、《新潮》一类杂志的评价。
陈炯明不但赞成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而且在闽南付之实践。一时间，“‘过激派’蔓延到八闽去了”的谣言，甚嚣尘上。陈炯明的成绩，甚至把北京大学最激进的学生也吸引来参观，他们到漳州游览后，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盛赞，漳州所实行的措施，“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甚至把漳州称为“闽南的俄罗斯”。
梁冰弦曾概括陈炯明的政治动机：“区内集中全力于教育和生产，从而引导民众涤除旧染。逐步转向较合理的生活，而且训练大家参与实际政治。全国尽管动乱纷纭，希望这一角落，打好一个民主化政治的基础。一个角落如果弄得好，相信对全国没有不生影响之理。影响所及，民众抬头，乱国的军阀便难立足，这可以说是这里的革命策略。革命的对象，简单说就是民主的破坏者、障碍者；革命的目标，简单说是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
梁冰弦以安那其同人的身份，诚恳奉劝陈炯明，不如自动把什么总司令丢进垃圾桶，自己宣告回复清白的平民身分，正正经经干社会工作，其影响于人心更大。
梁冰弦的文人心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成见，即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几个文人的事情，其实，如果论写文章、论办杂志、论对新文化的热忱与推广、论对科学与民主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活跃于《新青年》的沈尹默、吴虞、易白沙这些人，连陈炯明的千分之一都没有，但在史书上，他们一个个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而陈炯明却只不过是“受到新文化运动感染”的人，无非因为他是军人，而且最后是与孙文分道扬镳的军人。
陈炯明并不认为，只有托起五百支枪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叫贡献社会。投资教育，开发智力，为明天培育人才，方为真正的千秋大业。所以，在各项地方建设中，他最注重推行现代教育。
1919年8月，上海《申报》的记者到漳州采访陈炯明时，他说：“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这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主张，不谋而合，与当时在北方方兴未艾的平民教育运动，遥相呼应。
陈炯明有一个宏愿，就是广揽海内外人才，在南方创办一所现代大学，改变南方教育落后的现状。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广州军政府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十分困难，但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仍表示粤军愿意节衣缩食，凑集五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的经费，希望能带动西南其他各省。
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
1920年8月1日，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王徵、张慰慈、高一涵、李大钊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与此同时，陈炯明也率领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他为广东省长。广东百废待举。陈炯明马上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
在驱逐桂系后，广东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1921年，陈炯明似乎获得了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
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历时数年，轰轰烈烈，但许多人还是搞不懂，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与每天为口奔驰的升斗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陈炯明却把他的理想，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陈炯明是唯一一个用“新文化”来改造社会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笔墨官司，更令人振奋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内大见成效。
他在广东禁烟、禁赌，作为建设“模范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们对政府的视听，焕然一新。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他对报纸描绘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开始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首先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各县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又将省政府的实业科改为实业厅，赋予更大的权责，以推动实业。不到一年，广州市丝厂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资开设农场及罐头厂；南洋归侨也在洽谈集资开发黄埔港；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干得热火朝天。经济建设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同步发展。广州着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
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事后撰写了一本题为《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盛赞在新文化之下的广州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
什么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这就是了。陈炯明的种种举措，在南中国开辟了新文化的一块实验田，在举国上下官僚、军阀、政客横行，一团乌烟瘴气的空气之中，柳暗花明，生机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一班书生的空谈。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这时的广东，几乎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个据点，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会后，拟定了一份义务教育计划，从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月止，分期推广，公立学校实行免费读书，务求在六年之内，使三百多万儿童，能够完全就学。教育委员会还决定筹办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等社会教育机构。
陈独秀把《新青年》也搬到了广州出版。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不为国民党人以至孙文所同意。孙文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是保姆。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后，孙文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段祺瑞昨天才刚刚“再造共和”，孙文今日又要“再造民国”，造来造去，用陈独秀的话说，“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了”，是“狗的运动”。
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学理上的进化，它是一场“人的运动”，对社会现实，有直接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
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说，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要一个一个去研究，一个一个去解决，他建议人们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淫问题，卖官卖国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男子解放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陈炯明在闽南、在广东，都一一研究了，并且在实践中尝试去解决。他所做的工作，正是陈独秀所说的，用人的运动去轰散狗的运动。以新文化运动，去影响和改造这个社会。他成功了，他也失败了。
他的成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失败。六一六事变，孙、陈的政治分歧，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从此，陈炯明便由“革命的马前卒”，沦为“千古罪人”，而他的“模范省”理想，亦全盘付诸东流矣。新文化运动，由广东人梁启超为它开篇启行，最后也由广东人陈炯明为它绝笔断章。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 16位知识分子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政府立即进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标是成立一个好政府：
好政府的涵义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胡适呼吁全体优秀公民都要站起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长——北京高师校长李建幼、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毛邦伟、北京法律专门校长王家驹、俞同奎、北京医药专门校长周颂声、北京农学院院长吴宗植、北京艺术专门校长叶倩——亦公开声明，支持这份宣言。
后人回顾历史，当有无尽的感慨，一方面为那些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所感动，一方面亦为中国文人的通病，扼腕痛惜。陈炯明在广东正是实行着这个宣言中的主张，正在努力进行政治改革、努力期成一个好政府，却不见这些知识分子对他施以援手，没有人参加他的“奋斗”与“决战”，只有陈独秀去帮了他一把，很快也一走了之了，大家眼睁睁看着陈炯明单枪匹马盖高楼，眼睁睁看着它楼塌了。
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