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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大陆出版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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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杨魂归道山,葬礼将于5月14日低调举行。这位上世纪80年代在大陆几乎妇孺皆知的作家,因其去世而再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而大陆人最熟悉的柏杨的著作,无疑是《丑陋的中国人》。书中的“酱缸文化”、“窝里斗”等概念已经成为日常的文化概念,但人们可能已经忘记,1986年12月,国内第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出自广州花城出版社。

  现任广东省政协常委的陈俊年,当年是力主出版此书的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撰写《其实你不懂广东人》的知名作家叶曙明,当年正是此书的责任编辑。记者近日采访他们二人,揭开了《丑陋的中国人》尘封的出版内幕。他们回忆起在铁皮屋里编辑这本书的情景,讲述初版210万册的奇迹,还有被批评、做检讨的历史。

                           “这本书我们应该赶紧出”

  《丑陋的中国人》现在有很多个版本,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只有花城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两种。陈俊年介绍,两个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了柏杨这本书,但是湖南版是根据当时国内报刊杂志转载散登这本书的内容整合而成,而花城版则是将台湾的原版图书拿过来,稍作删改后出版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版。

  提到当年出版这本书的由来,陈俊年回忆说,当时王曼是当年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85年前后,在深圳召开的一次东南亚作家座谈会上,一位朋友把从香港带回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介绍给了王曼。王曼看后很受触动,就把原版书拿给了陈俊年,跟他说:“这本书在海外挺有影响,你先看看怎么样。”陈俊年花了一天一夜时间读完了这本书。他“被打动了,吸引了,放不下手,看完后很震撼”。随后,他对王曼说,这本书不仅应该出,还应该赶快出。

  陈俊年回忆,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对“文革”、对“左”倾思想有所反思,但是一般都是从政治路线、党内斗争上去认识这些问题,他自己当时也是这样思考的。但是反过来想想,“文化大革命”搞得那么热闹,难道只是“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吗?“文革”时,年轻人都以参加“红卫兵”为荣,但奇怪的是,等到“文革”一结束,大家为何都说自己没有参加过呢?这就不正常呀!

  而这时,柏杨的书恰好从文化、人性的角度去剖析中国人,文笔犀利、眼光独到,语气甚至有些刻薄,很有“鲁迅风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文章“稳、准、狠”。比如书中“酱缸文化”这个提法既新颖又深刻,“中国历史文化就像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但是时间久了,河里污秽肮脏的东西积淀得多了,就腐坏了,成了一个酱缸,发酸发臭”。同时,他还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把当年鲁迅所讲的国民劣根性放在当下来分析,现实针对性很强。

  另外,这本书里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都是一些杂文、随笔,看后马上能够反思自己,读者还会情不自禁地去“对号入座”。这一切让陈俊年觉得,这是一本读者十分需要的启蒙式、批判式的书。

                         “铁皮屋”里编辑描封面字

  定下出版这本书的时间,是1986年10月,责任编辑是当时还在《浪潮》杂志社(当时介绍新思潮的杂志,后停刊)做编辑的叶曙明。叶曙明说,当时花城出版社才刚刚从广东人民出版社分出来,没有地方办公,于是就在现在大沙头的人民出版社的天台上搭了个“铁皮屋”。

  陈俊年回忆说,那个天台是个龟背形的地面,中间拱,两侧低,他们就利用天台的拱面,搭上铁皮,建了个“铁皮屋”,办公桌靠着墙以免滑动。编《丑陋的中国人》的时候是10月份,暑热依然强劲,屋顶上有个水龙头,最热的时候就洒水,冲出来的水都烫手。另外,公共厕所正对着“铁皮屋”的大门,一个人上厕所,整个编辑部都是臭的——陈俊年开玩笑说,每次有人上厕所,就忍不住骂:“这是哪个衰人,上厕所上这么久。”

  就在这所铁皮屋里,叶曙明用一个多星期时间就编定了稿子,将原版中一篇直接针对“文革”和另一篇直接对大陆进行犀利评论的文章删掉。另外,书中一些较为敏感的内容,像“中华民国××年”这样的写作时间则直接去掉。10月交稿,12月书就出版上街。这时,距《丑陋的中国人》原版图书出版刚好一年。

  封面上半部是一片蜘蛛网,下半部是在暗红色的背景前,一张被烧焦的石狮子的照片。封面想传达的寓意,是拨开老旧传统的蜘蛛网,焚烧掉腐朽的残渣,在时光侵蚀的文化中淬炼真金。整体感觉与原版差不多,但是仍然有所创新。当时,蜘蛛网和石狮都是黄仁达特意摄影的;而石狮子烧焦的效果,自然不像现在用电脑做就可以了,陈俊年和装帧设计苏家杰是真的把照片点燃,然后用玻璃压灭,制造出焚烧的痕迹。当时他们做封面要自己亲自动手写美术字,而现在电脑中常用的黑体字也都是当年那些编辑们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第一版竟征订到280万册

  书出来之前,出版社首先向全国新华书店征订,数量把陈俊年吓了一跳:280万册!陈俊年介绍,当时花城出版社的“海外文丛”征订数一般在十几万册左右,大陆书好的也就几万册,而《丑陋的中国人》第一版就征订了280万册,是当时花城出版社销量最大的一本书。但是鉴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如果按照280万这么大的数量来发行,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为了稳妥起见,出版社就只印了210万册。

  与此同时,他们还做了些技术上的处理,陈俊年在正文前写了个“出版说明”,明确说明了这本书“作为内部发行,仅供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考之用”。另外,在书尾的版权页上,他们也加了4个小字:“内部发行”。

  当时,凡是“内部发行”的书,只能在广州北京路的古籍书店二楼的专柜里买到,而且必须是符合条件的内部人士才能购买,一般也就印一两千册。陈俊年说:“虽然我们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上架卖,但是内部发行可以给我们留条退路。”

  陈俊年说,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大,花城出了第一版后,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在一个月内就印了两次。书还在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的时候,他们去查看效果,发现很多工人边排版边偷偷拿出来看。工人们都说:“这本书好啊,我们都看了。”

  在陈俊年看来,最初由花城出版《丑陋的中国人》,是偶然也是必然。柏杨在台湾曾经因言获罪,出狱后演讲,很多地方都不敢让他讲“丑陋的中国人”这个题目,可见书中内容的敏感,一般出版社都不敢冒这个险。当时花城出版社也拿了很多个“第一”:在全国是最早出版武侠小说的,像《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等。同时也是最早出港台书的,很多港台作家像亦舒、席慕容等的书都是通过花城出版社传到内地读者手中,还出版了“海外丛书”,推出了一批港台作家的作品;而且花城在中国出版界历来以敢为人先著称,从《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到丛维熙的《黎明》,这些书当时一面市,无一不“洛阳纸贵”。陈俊年说,正是开放、交流的心态和敢为人先的理念,成就了这一桩美闻。

                             “这辈子首次为出书检讨”

  但因这本书的内容过于敏感,它的发行必然会遭受一些波折。有关部门要开批判会,要出版社做检讨,陈俊年就把一切责任都揽下来了。而作为责任编辑的叶曙明,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他感慨,“那个时候,出版社真的很保护责任编辑。当时的情况那么紧急,我却等到事情都平息了才知道。”

  谈到批判会的具体情况,陈俊年回忆说:“那是在德政南路的一个招待所,我们开了一个上午的会。当时出版界副处级以上的人都参加了,大概有七八十人。大会的氛围很严肃,主持人一开始就说,‘这本书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完全是对中国人、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一种污蔑。花城出版社是一切向钱看才会出这样一本书。’后来还有两三个人也对这本书进行了批判,不过说得都不是十分严重。” 

  “那次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为出书而作检讨,也是唯一的一次。”陈俊年说,在开这个会之前,他花了两个晚上写检讨书,夜不能寐,当时他妻子的一句话却让他觉得倍感欣慰,她说,“不要紧,如果你真的为了这件事情去坐牢的话,我去给你送监饭。”

  开批判会,有很多传闻,陈俊年心里也很紧张。真到了上台检讨的时候,他反倒不紧张了。陈俊年说,他当时觉得这本书的确是本好书,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人还会否定它,但是迟早它会被大多数人接受的。

  不过,他在检讨时并不是这样说的。陈俊年笑着告诉记者,当年一些出版界的同仁都说他是“假检讨、真反扑”。他先是把这本书的内容和出版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接着抛出自己的观点,说这本书是有偏激的地方,但那是因为它的基调,就不是讲“美丽的中国人”,而是讲“丑陋的中国人”,自然就会强调中国人不足的一面。中国人勤劳、勇敢、智慧,但这些都说了几千年了,这时候来说说中国人的毛病、痛处,也是应该的。

  陈俊年还记得自己“狡辩”说,柏杨这本书里的“中国人”讲的都是台湾、香港和海外的“中国人”,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大陆的“中国人”,我们读一读,可以引以为鉴。

  他也还记得自己检讨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毛主席也告诉我们,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任何人有美丽的一面,也有丑陋的一面,为什么到我们自己身上,就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了呢?”

  检讨过后,最终也没有怎样,这本书只是停发了一段时间,两年后,又重印了一次。而20年后,这成了一段令陈俊年骄傲的往事。他说,当时这本书的发行量那么大,说明人民群众是很需要这种类型的书的。以前有种说法是“人民群众需要的不一定都是好的”,这根本就是谬论,“就像票房高的电影不一定能够拿国际大奖,但是最起码观众都喜欢看,这部电影的水平总不会低到哪里去。”

                            柏杨最后得到3200元稿费

  虽然花城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反响空前,但是有一件事一直令整个出版社的人都耿耿于怀,就是柏杨的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很长时间了,但还没有和他本人联系上。陈俊年说,他们当时虽然有版权意识,但是当时那个环境,根本就没有办法联系。

  最终他们想了个办法。1987年春节,陈俊年提议以广告贺年的形式把那些在花城出版社出过书但是没有拿到稿费的港台作家列出来,希望他们能够和花城“接上头”。当时的广告词是林贤治拟的,先是一行大字:“花城赠你一枝春”,下面是问候广大读者和作者,并提示他们与花城社联系。当时他们把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镶嵌在名单里面。陈俊年说,这既是一个和作者联系的信号,也是想表明他们认为“柏杨这本书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们想“通过这种技术手段‘顽强’地表达自己对这本书的立场和看法”。

  但那次他们仍然没有联系到柏杨。后来陈俊年从报纸上得知柏杨1988年将来大陆,到西安看望他的女儿。知道这个消息后,陈俊年和王曼社长说:“机会来了,我们赶紧把稿费送过去。借此机会和他建立长期关系,以便以后出他的书。”王曼很支持,但是一结账,柏杨的稿费才2910多块钱。陈俊年觉得很难为情,他想既然专程到西安一趟,应该凑个整数啊。但是当时的财务制度很严,柏杨也没有和出版社签约,完全是出版社给多少就是多少。后来陈俊年和编辑部里的同事七拼八凑,共凑了3200块钱。他就揣着这些钱,坐火车到了西安,见到了柏杨和张香华夫妻。在陈俊年看来,柏杨虽快人快语,但是人很和善。而张香华则温文尔雅,美丽而有气质。当柏杨得知他的书在花城出版后很高兴,也很感谢花城出版社。

  他们夫妻俩还赠送陈俊年一些书,其中就有张香华的诗集《千般是情》。当天晚上陈俊年拿回去就认真看了,觉得写得挺好。他就对张香华说;“你这本书让我们来出吧!”她说,光这本还不够,她回台湾再寄几本诗集过来。于是1991年花城就出了这本《千般是情》,陈俊年还特意为这本书写了序。 
 
                            很多人都应该再读一遍

  1989年,陈俊年曾专门去北京,想把柏杨的书都签约下来,出花城版的《柏杨文集》,包括《柏杨版资治通鉴》、《中国人史纲》等。当时柏杨已经委托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准备将版权交给花城。但是因为他姑姑的事情,他就先回台湾了。本来他是准备办完事后直接坐飞机过来和花城签约。谁知道柏杨最终未能成行,中间就断了往来,后来陈俊年也调离了花城,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虽然没有能够与柏杨成功签约,但是在陈俊年看来,柏杨的书很好懂,大陆和港台文化同根同源,文化的基因,顽固地渗透在两岸中国人的血脉里。彼岸的乡音,在此岸的年轻人心中,一下子就引起共鸣。

  如今柏杨去世了,陈俊年翻出多年前的初版《丑陋的中国人》,感慨说自己要再读一遍,很多人都应该再读一遍。他说,书中提到中国人有种膨胀的自信,有一点气候,就觉得天地太小,都装不下自己了。这一点就很有现实针对性。当年中国刚刚开放,现在我们已经“走”出去了,“大国崛起”这样的话我们也经常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是抵制这个抵制那个,动不动就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时候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大国的气量到底体现在哪里?我们所做的是否真的长了大国志气,是否我们的很多志气还没有长起来?很多人都没有搞清楚中国相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还是个“穷国”,还是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总是容易忘记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忘记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

  另外,书中说到中国人爱在别人家门口“摆鞋阵”,却不愿意在自己家门口摆臭鞋。这种现象现在在广州的一些小区里依然比比皆是。还有,“窝里斗”就是《丑陋的中国人》首先提出来的,随后逐渐成为一个特定的名词广为流传。柏杨的独创性的发现和提炼,已经影响并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并将依然是中国人解剖自己的武器。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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