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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广东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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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毛泽东一再要求,“广东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于是,军队决定抽出6800名官兵,投入到土改中去,包下广东25个县的土改。“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随即风起潮涌。全省四万干部,扛着背包,奔赴农村。在63个县全面展开清匪反霸、退租退押的“八字运动”。许多南下干部大声疾呼,广东土改,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斗倒地主恶霸,只是零敲碎打,甚至“基本没动”。从现在起,必须一改旧观,全面进行土改复查,大军挂帅,狠字当头,不打不服,充分发挥绳子和棍子的作用,无限度地清算和追挖底财,非要把地主斗得倾家荡产、九死一生不可。

大军的斗争意识,特别强烈,在抗美援朝的外部环境和国民党可能反攻大陆的内部环境之下,他们深信必须像打蒋介石一样,进行土地改革。于是,有些农民在“少数勇敢分子”的号召下,一哄而起,三五成群,进行无领导无组织的自发斗争。有些地方大村斗小村,大姓斗小姓,强房门斗弱房门。还有人趁火打劫,侵吞果实,贪污浪费。情况令人忧虑,被叶剑英痛心地形容为“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局面”。[1]

四乡八镇,无不掀风鼓浪。一些未经政府批准的机构(如城乡联络处之类),擅自成立,到处捕捉逃亡地主,把某些久居广州的知名人士,也作为逃亡地主,押回原籍斗争。清末民初,名震省港的大绅江孔殷,南海县人,举人出身,是康有为的弟子,曾参加过著名的“公车上书”。为前清翰林,官衔太史,曾捐过江苏候补道,一度名列候任广东水师提督。民国以后,任英美烟草公司华南总代理,积财千万。占了四条街位的广州河南同德里太史第内食风鼎盛,俨然头号美食世家。土改时,江太史年届九十,风烛残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这天,在广州六榕寺门口跌断了腿之后,被南海农民强行进箩筐,抬到佛山乡政府。江孔殷至死瞑目不语,竟以绝食而终。

古大存在6月间到粤东12个县区乡进行调查,他所写回来的报告,字字悚目,句句惊心。

(古大存写道)复查一开始,农民就向地主追余粮。如东阁村先召开了党、团、妇、民兵大会,交代政府政策,说明斗争方法和目的,并组织了复查委员会。但一开始斗争时,群众控制不住,纷纷采用吊打办法,群众认为地主狡猾“抵吊”,东阁村七八个地主全部给吊打过,地主罗贵昌,三吊三出,拿出三两黄金;地主罗□培,掩藏白银,不肯承认,后给少儿队搜出,农民用篱笆竹打,愈打愈气,罗回家以后死掉了,他在学校念书的12岁儿子,也给少儿队私下拖去活埋,只剩下了头,以后又扒出来。男人打男人,妇女打妇女,一家地主四个人,有三个打得到现在还起不来。同甲乡四村,有六家地主,三家被打了。地主王和隆,欠一百多担谷,全家18口,儿子媳妇都给打了,只有二口没被吊打。地主陈得胜,全家16口,四口被吊打。四村吊得很凶,最初吊指头,然后吊单边,另一边则绑石头,吊得手指折断,但是一钱也没有吊出。东阁村农民过去受了地主的气,这次打得气喘不过来还要打,认为“打死地主,当他睡目”,“过去地主对我们狠,打吊一下算得什么”。有些群众见地主自杀,见死不救,如洪村地主婆跳水没人救,死了。

古大存的报告说,由于各乡吊打得很厉害,地主忌而自杀的很多,大部分是女的。一个女摊贩,因为帮地主收藏了50个光洋,被民兵查出后,也吓得自杀死了。“总计从53065一个星期中,吊打成风,到处蔓延,因吊打致死的六名,自杀的13名,以广和乡和三维乡最多”。

66,惠阳县第一区(潼湖区)开区农代会。到会代表160多人,征求意见时,只有42人不赞成吊打。“据说42人中大部分是干部,其实也还不是真正思想上弄通的,”古大存写道,“有的认为吊、打死了太便宜地主,要给他受受苦。”

广和乡乡长发言时说,他们已经“扭转毛病”,改为“时吊时停”了;镇隆乡长觉得“我们还没有打过,不够瘾,会给农民怨死,以后不要吊死就算了。”三维乡提出了不吊打后,运动停了下来,在农代会上,他们大吵大闹说,“不准吊打,还搞什么?”

其他各县区的情况,也毫不逊色。古大存在惠阳坪山区看到的情形是:

在村干率领下,民兵领头,到处搬东西,大饮大食,如白花乡蓬峰村军工烈属兼归国华侨罗湘辉(有二个儿子——已牺牲,二个党员——在马来西亚参加革命,被捕坐牢后,最后被驱逐出境),他本人不是地主,他自己刚从南洋带回来的东西,及本人的裤带都被解下来拿走,连专员县长送给他的礼物也给拿走。下竹园村工商业兼富农陈焕文,也是烈军属,床板水缸都被搬走。

群众运动的秘诀,就是不怕“矫枉过正”,先鼓动起群众的仇恨情绪,放手让他们乱一阵子,然后再慢慢收拢回来。所谓为政之道,一张一弛。这种方法,在19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初见成效;在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

(古大存继续写道)吊打肉刑据村干部统计,约共有10余种刑之多,白花乡二联村陈利通,早因怕行刑吊打,上吊自杀了,但该村民兵复把其子手脚捆绑,向上悬吊,后加油在肚脐上“点灯”,叫“点天灯”。地主黄向是长胡子,发动群众把他胡子一根根拔光。薄田乡地主何均,民兵、农民来搬家物,他自怕受刑,上吊自杀,民兵看见,置之不理,并说:“你吊你的,我搬我的。”结果吊死,过二天何均的老婆也投河自杀了。

这种场面,足令任何心智正常的人,不寒而栗。由于乡村中的混乱,不断扩展蔓延,有些地方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一如叶剑英所料,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安。

白花墟是惠阳县一个比较大的市镇,拥有3225人,240户商店,6234三天间街上每个角落,都拥挤着来自三个乡数十条村的民兵,持着枪,挑着箩,划分地区,站岗戒严,捆人打人,搬运财物,争执吵骂。禾坑村与长沥村因争抢三光布店,差点动武。该墟驻队大军目睹其状亦为戒备,商店都关门闭户,乡村个别工作人员上前规劝,被民兵声称捆吓走,乡政府民政、公安委员、妇联主任等干部,因怕民兵来找麻烦,都紧闭门户,藏避起来,只留下乡长及民兵队长两人应付门面,商人说“这次政府也无用了”,民兵中有的这样说:“去年不能真正翻身,就因有了政府的控制,不能起来,这回自己来动手,才算真正拿到刀柄子,才算真正翻了身。”[2]

虽然几万土改大军,浩浩荡荡下乡,表面看起来热闹,但这些土改队员,并未经过训练,许多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对农村一无所知,与农民十分隔膜,他们所能起的作用,殊堪置疑。李坚真被发配东江后,耳闻目睹了某些“土改大军”,在乡下闹出的笑话。

獭子乡十一村的工作同志名为三同,吃过饭便走了,吃了咸菜一大缸,豆角干一大笠,但连贫雇农的名字都不识。桔子八村王宁同志住了36天,没有和贫雇农谈过一句话。贫雇农批评他,便搬到学校住了20天,吃过饭便睡觉。

泰尾邓运发同志为了执行三同,把贫雇农三爷子共一张床的赶走了一个儿子到外边去同人搭床,后来多一个同志,再把他第二个儿子赶了。贫雇农很满意。泰尾小岭村有一个贫雇农发麻疯,同志们去他家里为了执行三同,同他同床,这个同志还说作了剧烈的思想斗争,一夜到天亮都未睡,有些同志要同被同床,自己带去的被子不便盖,同贫雇农共被,但贫雇农的被又薄又烂,天又冷,结果把贫雇农的被子撕成几块。女湖九村的工作同志住了128天连贫雇农家里的人名都不识。[3]

虽然惠阳的混乱,无论在古大存的报告中,还是在李坚真的材料里,都只字不提南下大军的问题,但这一切,都是在十五兵团派出副政委担任粤东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四十四军派出政委担任东江地委第一书记以后发生的,却是不争的事实。

  最令南下干部自豪的是,他们对地主阶级斗争的坚决和彻底。但以乐昌县为例,“对中小地主打得彻底,有的打得过重,对大地主和当权派打得却不够彻底,地主阶级中政治上打击不彻底的20%的户当中,有80%以上是大地主当权派。地主阶级中7%的被处死、判刑、自杀或其他原因而死的人当中,60%属于中小地主。占地主人口5%的因逃亡未受打击的人当中,60%是大地主当权派。”划分阶级和分配果实的工作,也做得不好。调查报告是这么写的:

由于运动时间短促,大多是前细后粗,前宽后紧,加以执行政策的偏差,因此运动的另一特点是遗留问题特多。组织建设做得不好。遗留问题一是错划阶级的现象比较严重,把一些富农及小土地出租者错划为地主,把不少的雇农错划为中农和贫农。一是积压果实,分配粗糙,机动田留得尚多,不少山林、鱼塘、房屋、农具未分或未分配完毕,分配不公的现象仍较普遍,约有10%左右的贫雇农土地未满足,20%左右的贫雇农在生产资料上未满足,部分地区对回乡工人、佃中农及乡村贫民分得太少,照顾不够。有些地主没有分配土地或分得太少太坏,增加劳动改造的困难。[4]

在半年前的华南分局土改会议上,对广东的土改的基本评价,是“缺点虽多,偏向不大”。但现在被批评为“上级多头多脑,中间昏头昏脑,下级无头无脑”。必须尽快进行纠偏。

在叶剑英的督促下,各地花了十几天时间来纠偏,情况有所缓和。然而,710,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却发表了措辞尖锐的社论《论正在前进中的广东农民运动》;一个星期后,再发一篇社论《认真学习,稳步前进——再论广东农民运动》。以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口吻,把广东土改的问题,归结为“好得很”和“糟得很”之争。

中南局邓子恢、李雪峰认为是“好得很”,而华南分局的叶剑英、方方,则显然是“糟得很”的代表人物。社论严词质问:“群众起来带来的一点偏向,比之群众起不来,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呢?”回答不言而喻,社论以一种教训的语气说:“应当对那些看到运动有些偏向而惊惶失措并发生动摇的人们说:动摇是不对的。”

两篇社论,发表前均未征求过叶剑英意见。党内分歧,公诸于众,形势陡变,气氛迥异。尽管叶剑英一向以宽厚、冷静著称,却也忍无可忍,终于发火了,他把报纸摔到桌面上,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把党内不同意见公诸报端?我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

随着南下干部接掌了大部分的县领导权,对地方干部不纯的指责,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愈加高涨,简直像潮水一样涌向华南分局、中南局,不仅方方招架不住,连叶剑英也招架不住了。

5月召开的分局扩大会议上,各地分组讨论时,对干部队伍的不纯,发言盈庭,口诛笔伐,令人有硝烟四起的感觉。

西江区小组在发言时说,基层严重不纯,区县的也不纯。新兴县府有问题,县长不敢在县府住;罗定第五区区长是特务分子,副区长是异己分子,该区30个乡干中,七个是连长以上的伪军官,10个是三合会的头子,四个是江湖佬,一个是情况不明,农民则只有八个。

粤中区小组则反映,高明县委副书记对一个脱党三年的干部,随便恢复党籍(而此人是有问题的),由其介绍一乐昌国民党地下军的参谋长到县府工商科工作,而副书记竟保证其没有问题,此人后来被乐昌通知逮捕了。公安局长在土改中,其亲戚被斗争,就打电话去质问。恩平县委副书记对五区区长打击农民退租,不去批评,反而支持;三区派出所拿枪吓农民说:你们不要乱动;农民给恶霸挂牌子,乡长把农民骂了一顿,而县委只把乡长调职换了工作便算。

兴梅区小组也说,他们那儿的不纯情况,同样非常严重,以七区为代表,区书是叛徒,区长在抗战期间曾被捕自新,副区长曾任国民党军队营长,又在国民党国防部训练总队当过副队长,团工委宣传委员是海盗的团长,民兵副大队长是参加过大革命后来蜕化了的一个鸦片佬,妇联负责人是地主女儿,区农协主席替地主掩藏财物,包庇地主。“总的情况是不少坏分子和自新分子、叛徒等解放后都混进了党内和政权机关,甚至有的土匪头子也打进党内来。”[5]

不仅中共在广东的基层组织“严重不纯”,而且也导致其他群众组织的不纯,在分局的一份关于农村青年工作的指示中,就把广东农村的青年团组织,形容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广东的青年团)建团的阶级路线、组织路线上也曾有严重错误,依靠了部分严重不纯的“干部”,依靠了“知识分子”,没有真正贯彻依靠贫雇农的方针,致使团的工作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团的组织严重不纯,一般的不能负担党的忠实助手的任务;农民青年缺乏发动,团在当前土改中仍处于混乱、瘫痪状态。[6]

1951年底,三县土改试点工作,就在一片风雨晦明之间,正式宣布结束。当时三县试点,中南已有定谳;对和平土改的批评,竟成众煦漂山,聚蚊成雷之势,导致省土委会——甚或更高层的人事变动,已经有了足够的铺垫。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省土委会向中南局汇报时,虽然仍肯定试点是基本成功的,但亦不得不违心地承认,有“和平分田”的偏向。

揭阳、兴宁、龙川三县八乡的土改试点工作,已于1130全部结束,试点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一般都经过发动农民,与地主阶级展开斗争,打垮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威势与经济特权,达到了消灭封建制度,满足贫雇农要求的目的,其中尤以兴宁之浮东乡与龙川登云乡更做得彻底,群众发动也较充分,土改后的农村是呈现了新的气象。但工作仍存在着不少缺点,主要的是干部仍然存在代替包办,束手束脚,以及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并或多或少存在和平分田的偏向,因此,群众的发动是不够充分的。[7]



[1] 叶剑英《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与华南当前的斗争任务》,195171载《叶剑英在广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月第1版。

[2] 古大存《粤东12个县区乡的调查报告》,1951723

[3] 华南分局秘书处《印发李坚真从东江寄来的材料》,195226

[4] 赵《关于乐昌县农运工作致华南分局的报告》,1951720

[5] 19518月分局扩大会议上各地小组讨论时检查干部队伍和基层不纯情况。引自《关于干部工作干部政策问题》,中共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广东历史问题材料之三,19571115

[6]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对当前农村青年工作的指示》(草稿),1951920

[7] 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广东土改工作汇报》,195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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