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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与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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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写一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特定意义上的运动,它的最后一个句点应该划在哪里?通常是划在1919年五四运动,也有人拉长一点,把它划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但我认为,1922年陈炯明与孙文关系破裂,广东模范省实验失败,是新文化运动终结的一个标志。新文化运动有三个代表性的旗手,第一个梁启超,第二个是陈独秀,第三个是陈炯明。许多人都不承认陈炯明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因无非是:一、他身在南方,远离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二、他是军人,不是文化人,不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间,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以高涨的热情,在闽南推行他的政治实验。积极整训军队,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并资助孙文、胡汉民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又广邀新学人士,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文化在南方取得的实际成果。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炯明密切留意着青岛问题的发展。当学生开始走上街头以后,他亲自起草通电,表明支持北京学生的立场。由于粤军成功地在闽南建立了一块占地26个县的地盘,迫使北方政府坐下来谈判,陈炯明的一言一行,受到全国,甚至世界的瞩目。

522,由福建省立第八中学发起,闽南联合会、省二师范、龙溪县立小学和各校校长、教员、学生、商会会长、农会会长、当地绅商,一万余人,在漳州召开国民大会。陈炯明到会演说,表示完全支持人民的抗议行动,反对在卖国和约上签字。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致电巴黎和会及我国专使,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及各种密约。二、要求惩办卖国贼。三、抵制日货。

6月下旬,和约签字问题迫在眉睫。陈炯明主张,南方在南北谈判桌上,不妨尽量向北方妥协,只要坚持恢复旧国会,维护宪法(临时约法),不应再拖延南北一致,合力支持巴黎和会代表,以争取中国的利益。

在五四运动中,陈炯明的爱国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对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初年的中国,遍地军阀,有枪便是草头王,陈炯明虽然手握兵符,却倾心于文化事业,堪称中国唯一的“新文化将军”,上马能托着五百支枪与北洋政府作战,下马能办报、办学、写诗作文,纵论天下大势。

广州曾经是安那其的重要根据地。1912年,安那其泰斗刘师复在广州建立“晦鸣学舍”,创办《晦鸣录》周刊,安那其八条纲领: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陈炯明是信奉安那其主义的。

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之际,陈炯明致书晦鸣学舍旧人,邀请他们全体赴闽,协助他开展新文化运动。一批安那其主义者,在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主持人梁冰弦率领下,携同印刷器材、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排印技工,到了漳州,陈炯明交给他们的工作,就是“办书局印刷刊行书报”。

1919121,《闽星》杂志正式创刊,陈炯明亲撰发刊词。他提出一种“全人类社会主义”。

陈炯明宣示《闽星》的宗旨:“我们既然要为世界努力,便当先从改造中国做起,改造中国,又要先从思想界改造起,这就是我们努力世界问题的一个步骤了。闽星社同人见得这个道理,发行半周刊,介绍世界新潮,阐明吾党主义,帮同社会上同志,为新文化的运动,即为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随着我们在进化线上走去,知道世界的演进,中国是负了一个极重的责任。由是用经营世界的精神,来创造中国的新生命。思想一变,新机大来,前途光明,没有穷极,这是本报的职务,也是本报的希望。”[1]

陈炯明也赞成革命,但在他看来,革命不仅仅是“拿‘手枪’、‘’去干‘杀人’‘暴动’的勾当”,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革命,陈炯明说过:“报纸胜过三千毛瑟枪,是有一个价值的。价值大小,不在发行的纸数,而在反响的效果。反响的大小,就是价值的大小了。然而,反响从那里发生出来呢?第一、要看他的主义,是不是适应社会的要求。第二,要看他的传播,是不是向着多数人的方面。主义不适应社会要求,自然没有什么反响,传播不向着多数人方面,虽有反响,也是有限的,或者可以成为恶反响。故此一种报纸发行,须有适应要求的主义,来发挥‘现代精神’,并有符合多数人的传播,去改造‘群众思想’,综合起来,就会发生很大的反响了。”[2]这也可以视作他对新文化运动及《新青年》、《新潮》一类杂志的评价。

陈炯明不但赞成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而且在闽南付之实践。一时间,“‘过激派’蔓延到八闽去了”的谣言,甚嚣尘上。陈炯明的成绩,甚至把北京大学最激进的学生也吸引来参观,他们到漳州游览后,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盛赞,漳州所实行的措施,“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甚至把漳州称为“闽南的俄罗斯”。[3]

梁冰弦曾概括陈炯明的政治动机:“区内集中全力于教育和生产,从而引导民众涤除旧染。逐步转向较合理的生活,而且训练大家参与实际政治。全国尽管动乱纷纭,希望这一角落,打好一个民主化政治的基础。一个角落如果弄得好,相信对全国没有不生影响之理。影响所及,民众抬头,乱国的军阀便难立足,这可以说是这里的革命策略。革命的对象,简单说就是民主的破坏者、障碍者;革命的目标,简单说是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

梁冰弦以安那其同人的身份,诚恳奉劝陈炯明,不如自动把什么总司令丢进垃圾桶,自己宣告回复清白的平民身分,正正经经干社会工作,其影响于人心更大。

梁冰弦的文人心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成见,即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几个文人的事情,其实,如果论写文章、论办杂志、论对新文化的热忱与推广、论对科学与民主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活跃于《新青年》的沈尹默、吴虞、易白沙这些人,连陈炯明的千分之一都没有,但在史书上,他们一个个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而陈炯明却只不过是“受到新文化运动感染”的人,无非因为他是军人,而且最后是与孙文分道扬镳的军人。

陈炯明并不认为,只有托起五百支枪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叫贡献社会。投资教育,开发智力,为明天培育人才,方为真正的千秋大业。所以,在各项地方建设中,他最注重推行现代教育。

19198月,上海《申报》的记者到漳州采访陈炯明时,他说:“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4]这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主张,不谋而合,与当时在北方方兴未艾的平民教育运动,遥相呼应。

陈炯明有一个宏愿,就是广揽海内外人才,在南方创办一所现代大学,改变南方教育落后的现状。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广州军政府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十分困难,但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仍表示粤军愿意节衣缩食,凑集五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的经费,希望能带动西南其他各省。

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

192081,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王徵、张慰慈、高一涵、李大钊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与此同时,陈炯明也率领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112,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他为广东省长。广东百废待举。陈炯明马上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

    在驱逐桂系后,广东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1921年,陈炯明似乎获得了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

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历时数年,轰轰烈烈,但许多人还是搞不懂,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与每天为口奔驰的升斗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陈炯明却把他的理想,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陈炯明是唯一一个用“新文化”来改造社会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笔墨官司,更令人振奋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内大见成效。

他在广东禁烟、禁赌,作为建设“模范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们对政府的视听,焕然一新。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他对报纸描绘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开始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首先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各县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又将省政府的实业科改为实业厅,赋予更大的权责,以推动实业。不到一年,广州市丝厂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资开设农场及罐头厂;南洋归侨也在洽谈集资开发黄埔港;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干得热火朝天。经济建设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同步发展。广州着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

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事后撰写了一本题为《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盛赞在新文化之下的广州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5]

什么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这就是了。陈炯明的种种举措,在南中国开辟了新文化的一块实验田,在举国上下官僚、军阀、政客横行,一团乌烟瘴气的空气之中,柳暗花明,生机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一班书生的空谈。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这时的广东,几乎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个据点,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1921214,省政府公布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8,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会后,拟定了一份义务教育计划,从19228月起,至19287月止,分期推广,公立学校实行免费读书,务求在六年之内,使三百多万儿童,能够完全就学。教育委员会还决定筹办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等社会教育机构。

陈独秀把《新青年》也搬到了广州出版。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不为国民党人以至孙文所同意。孙文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是保姆。1921112,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后,孙文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段祺瑞昨天才刚刚“再造共和”,孙文今日又要“再造民国”,造来造去,用陈独秀的话说,“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了”,是“狗的运动”。

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学理上的进化,它是一场“人的运动”,对社会现实,有直接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6]

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说,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要一个一个去研究,一个一个去解决,他建议人们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淫问题,卖官卖国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男子解放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陈炯明在闽南、在广东,都一一研究了,并且在实践中尝试去解决。他所做的工作,正是陈独秀所说的,用人的运动去轰散狗的运动。以新文化运动,去影响和改造这个社会。他成功了,他也失败了。

他的成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失败。六一六事变,孙、陈的政治分歧,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从此,陈炯明便由“革命的马前卒”,沦为“千古罪人”,而他的“模范省”理想,亦全盘付诸东流矣。新文化运动,由广东人梁启超为它开篇启行,最后也由广东人陈炯明为它绝笔断章。

1922514,《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 16位知识分子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政府立即进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标是成立一个好政府:

好政府的涵义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胡适呼吁全体优秀公民都要站起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长——北京高师校长李建幼、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毛邦伟、北京法律专门校长王家驹、俞同奎、北京医药专门校长周颂声、北京农学院院长吴宗植、北京艺术专门校长叶倩——亦公开声明,支持这份宣言。

后人回顾历史,当有无尽的感慨,一方面为那些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所感动,一方面亦为中国文人的通病,扼腕痛惜。陈炯明在广东正是实行着这个宣言中的主张,正在努力进行政治改革、努力期成一个好政府,却不见这些知识分子对他施以援手,没有人参加他的“奋斗”与“决战”,只有陈独秀去帮了他一把,很快也一走了之了,大家眼睁睁看着陈炯明单枪匹马盖高楼,眼睁睁看着它楼塌了。

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1] 陈炯明《〈闽星〉发刊词》。《闽星》第1卷第1号,1919121

[2] 陈炯明《〈闽星日刊〉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0113

[3]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8年版。

[4] 《申报》1919817

[5] 黄炎培《一岁之广州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6]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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