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

捧读《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非常惊喜，这是大手笔！真正的才气之作，博学之作，激情之作！ 　　

这是一部大广州的心灵史，成长史。它带领我们去见证广州。美哉广州！壮哉广州！ 　　

以我粗浅之见，城市可能不是文学最早诞生的土壤，但可以肯定，城市是职业文人的生存家园和精神家园，城市是养育文人的脐带，而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文人，简直不能称之为城市。书中有一句发问简直是振聋发聩———“广州是缺商场还是缺万木草堂？”它道出了我们城市在发展进程中的彷徨、艰辛和蹒跚。文学的发育成长肯定是与城市同步进行的，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繁荣与当时的市民经济繁荣有极大关系，所以，城市也同样不能没有文学。 　　大梦谁先觉？其实写作中往往是游离在“觉”与“混沌”之间。城市就是这种“觉”与“混沌”最好的载体。从事文学的人，仿佛常作白日梦，在梦中摸索，在梦中思考，在梦中发现，在梦中沉浸于不可自拔的伤感，陷入困境，也常在梦中欣喜欲狂，体味快感。我相信，叶曙明这部《万花之城》也是梦境之作，这是一个游历两千年又体味翻天覆地三十年的大梦。所有梦都是从现实中衍生、转化来的，不管做的是什么梦，作家从来也不能逃避坚如磐石的现实。而生活在城市的作家们，即使在梦境中，依然摆脱不了城市的影子，城市也可以造就一位作家的气质、才华和精神高度。正如今天曙明兄的这一部大书，就弥漫着广州城浓郁的广味，也闪耀着他的才华和品格，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他热烈而壮美的梦境。

 　　在他这个梦境中，我们还可以发现：珠江文化对一个南国名城心灵起着多么大的滋养作用，而名城的成长，从来就是丰饶的物质财富哺育起来的，在近代，则是由资本堆积充填起来的。

 　　从事文学创作，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诗的，无论是写乡土文学，还是写城市文学，当今都得面对一个无比巨大、硬邦邦、响当当的现实———中国人正面临着最不可错过的一次机遇，经历着几千年来的最大的一次转型，这是一个民族的艰难梦寻，也是一次波澜壮阔的进军。资本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覆盖、紧逼、潜入和渗透，产生了一场亘古未见的大变局，可能会令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发生历史性的嬗变，而13亿人与资本这一超级庞然大物作各种复杂的大博弈，千方百计为城市带来发展，给民族带来生机，为振兴带来希望，为国家带来进步，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积极的影响，于是，我们才会有“万花之城”三十年的沧桑巨变。当然资本也会带来阵痛、挫折、失误甚至牺牲，中国人与资本博弈将是长期的，笼罩着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过程。其实，我们写小说、写诗、写报告文学也都在这种笼罩之中，我们发出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在这种笼罩下发出的声音。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的千古奇观，为文学创造扩张了极大空间，必定可以产生无数有如《万花之城》般的宏大叙事，可以涌现更多美丽、沉重、大气、雄浑、痛楚、炽热的鸿篇巨制。

                                                                                       《羊城晚报》2008年5月31日

前几年到东莞，一下子被它那个33万平方米的行政文化中心广场镇住了。当地人神秘地告诉我，广场的实际面积，其实不止这数，只是为了避“僭越”之嫌，才故意说小一点。围绕着这个大广场，分布着规制宏大，建构俨然的人民会馆、展示中心、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让人无法相信不久前这还是一个以莞草和水果闻名的农业县。我相信东莞人是要透过这样一个超大尺度的标志性空间，表达他们对自己城市未来定位的心理期许。

另一个足以反映东莞人梦想的，是他们居然兴建了七十多家星级酒店，其中五星级多达七家。在大城市里，酒店扎堆我们见得多了，但没过这样往地级市扎的。登上豪华酒店，纵目四顾，常可以看见四周被荒芜的田地、破陋的建筑和乡镇企业所包围，大有鹤立鸡群之感。这种怪异的景观，恐怕在别的城市里，也是难得一见的。这么多星级酒店，固然是为了“筑巢引凤”，吸引投资者，同时也为了营造现代大都市的象征意义。

东莞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口号，也就是向城市化进军。他们打的是三张牌：城市牌、外资牌、民营牌，目标只有一个：建成现代制造业名城。东莞人自豪地宣称：“东莞一塞车，全球70%电脑产品缺货”、“无论你在哪下单，都有东莞制造”、“全球十双鞋，东莞产其一”、“中国服装五分之一产自东莞”、“东莞是世界最大的玩具出口基地”……我在钦佩之余，也奇怪东莞究竟有多大的天地，可以容纳这么庞大的、五花八门的产业群。

大量低起点的“三来一补”企业，与星罗棋布的顶级豪华酒店，共存共荣；作为“村民”的东莞人与作为“市民”的东莞人，无论是身份意识，还是生活方式，都处在自我追寻、重新定位的阶段，新旧兼容、表里冲突，不同文化间的反差强烈，却又互相依存。这就是我在近距离观察东莞得出的印象。

然而，当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赚取的利润，愈摊愈薄时，就算你甘于永远做“世界工厂”，也不过是一厢情愿，因为产业必然会向更低成本的地区转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近一年来大批外资撤离东莞，激起了坊间一片“喊平安惊”的声音，嘈嘈切切，言人人殊，乐观的，预言东莞将出现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悲观的，批评这是竞争力下降的征兆。我甚至听见有人忧心忡忡地问：企业都走了，那么多酒店怎么办？

不过我倒觉得，天塌不下来。历史上的东莞，曾经是全国最大的莞香产地，也是岭南主要的产糖区、产盐区；改革开放以前，最令东莞人骄傲的，是他们教会了全中国人民种番薯。这些“威水史”，说起来都是响当当的，如今安在哉？所以产业该兴则兴，当亡则亡，升级转型，除旧布新，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

当初东莞人洗脚上田，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转型，东莞人焦虑不安了吗？没有。天塌了吗？也没有。历史上任何一次转型，都没有让东莞人惊慌失措，无论风浪多大，都可以安然渡过。所谓“淡淡定定有钱剩”，只要稳住阵脚，烹好这条小鲜，要更上层楼，这是机会了。经过这三十年的锤炼，东莞人的智慧与能力，与1980年代相比，已有了天壤之别，还有什么理由担心他们应付不了未来的变化呢？

1．  您在2005年曾经推出过介绍广东文化的《其实你不懂广东人》这本书，在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时隔3年之后，再次推出了这样一本介绍广州建筑历史文化的书，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座谈会上，有关这本书的定位好像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大散文”、有人认为是“史志性的报告文学”，还有人认为是“类书”，您自己对这本书的定位是怎样的？

    两本书之间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但也可以说有某些联系。前者是谈广东文化的来龙去脉，后者是从环境的变迁切入，从公共空间的变化，反映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这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公共空间的书虽然出版了不少，但只侧重物质空间的居多，比方说城市的建筑、布局、功能等等，而忽视了生活其中的人的内心空间。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与文史专家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毫不相干。

    所谓公共空间，其实有两重意思，一是外部的物质空间，一是人内心的精神空间。精神空间虽然是私人的，但也有公共的部分，就是我们常说的“集体记忆”。只有当这两个空间是融通的、和谐的，这个城市才是一个让人住得舒服的城市，才是一个好的城市。最近搬迁天字码头为什么在民间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就是因为两个空间发生尖锐磨擦了。《万花之城》所关注的，就是怎样才能令这两部分的公共空间和谐相处？所以它不是一本纯粹谈建筑艺术的书，也不是一本纯粹谈文史的书，而是想通过沟通两个“公共空间”，探讨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曾经提出过的问题：“我们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认为这也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至于这本书究竟是散文，还是报告文学，还是其他什么体裁，应该归入什么纲、目、属、种，我倒是从没有想过，也不会去想，我觉得怎样可以表达得最好，就怎样去表达。

2．  这本书和您以前的《广州旧事》、《其实你不懂广东人》这类有关广东文化方面的书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另外，现在像《万花之城》这样介绍城市建筑和历史文化的书也不少，您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最能吸引读者的地方在哪？

    我曾经出版过《草莽中国》，去年修订重新为《大国的迷失》，还写过陈炯明的传记《共和将军》，以及《广州旧事》、《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和《万花之城》等书。如果说它们有什么共通点的话，就是强烈地关注地缘政治、地缘文化的意义。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的地理、气候环境差异甚大，必然产生不同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对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都会有不同的影响。中国人习惯的大一统、一刀切，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地缘文化是一个现实，不管你的喜恶，只有承认它、重视它、善用它，才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3．  我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你通过对广州城内的每一处建筑的描述都表达了您对广州历史文化深深的缅怀，书中有大量翔实的有关广州建筑的历史资料，虽然在会上有人指出您的这些资料可能有些不太准确，但是我觉得收集和积累这些资料一定是很难的，那您再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这些资料您主要是怎样获得的？在调查、积累和写作的过程中，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写《万花之城》并不是为了考证某些建筑景观的历史，因为我不是考古学家，只能利用考古学家现有的成果。比方说广州到底有没有秦代造船工场，迄今有两派意见，我没有参与挖掘、研究，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无论我接受哪一方的观点，其实都是没有否定另一方观点的确实依据。我作为考古专业的门外汉，只能选择最新版的《广州文物志》上的说法。我觉得争论是正常的，正如黄淼章先生所说，即使把造船工场遗址完全挖出来，也还是会有不同的意见；南越王墓挖出来了，到现在还有争论，还有人说它不是赵眛的墓。我在书中也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多元社会中，有争论是正常的，没有争论才是不正常的。

    做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史料的收集工作。百分之八十的时间精力在史料，百分之二十的时间精力在写作。资料工作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关键是要静得下心来，细心加耐心，慢慢找，慢慢积累。其实和做任何事情一样，熟能生巧，资料工作做久了，就知道该往哪里去找，不会那么盲目了。在图书馆馆、档案馆，光看书名和内容提要，也大致可以猜到它有没有史料价值。不过，写《万花之城》，光靠文字资料还远远不够，因为它是写公共空间的变迁，必须要有直观的感受，所以这两年中，我走遍了书中提及的每个地方，进行实地踏勘。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享受。

4．  在《其实你不懂广东人》的那本书中，您针对外界一些人士对广东文化和广东人产生的一些误解进行了反驳，我觉得语言比较直接、犀利。但是在这本书中，你却采取了比较全面、理性的方式，您个人不断地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话，把他们的观点多层次、多方面的表现出来，如饶老师所说是一种“多人会谈”的形式，而且语言风格也比较婉约，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行文风格、形式，是根据书的宗旨而定的。《其实你不懂广东人》是针对某些人对广东文化的成见、偏见、误解，进行辩护，本身就带有辩难、辩诬的性质。但我写《万花之城》的目的与心态，却完全不同。我不仅希望能够表达我个人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而且希望为以后想了解这座城市的人，留下一些线索。有人以为现在资讯很发达，什么都有记录，资料丰富得很。其实时间会把一切都冲去的，现在要找二三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资料，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自己是研究历史的，有时发现一本有参考价值的书，那种兴奋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几十年后，如果有某个人想了解这30年广州的城市变化，在尘封的旧书堆中翻出了《万花之城》，从里面找到一些有用的资料线索，我就没有白写这本书了。所以我在书中尽量忠实地、广泛地引用时下社会各种声音、各种观点，有政府的，有专家学者的，有新闻媒体的，也有小市民的，权当一个资料索引吧。

5．  您的一些文章，像《草莽中国》《广州旧事》都与广州息息相关，或从历史地理气候、或从广州平民文化的角度来描写广州，为什么您对广州这个城市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我知道您的父亲实际上是北京人，父母都是机关干部，但是您似乎对广州的平民文化有着深深的眷念，是什么样的情节让您去认同这种平民文化？　

    我之所以推崇广东文化、广州文化，和我父亲是哪里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认为籍贯对人没有多大意义，出生地倒是可能会影响一生。我碰巧在广州出生长大，熟悉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写它。我并不排斥其他的地方文化，因为我相信每个地方的文化，各有各精彩，都值得我们好好传承，如果有条件的话，让我去写《其实你不懂河南人》、《其实你不懂甘肃人》，我也一样会热情地推崇河南、甘肃的地方文化。

    我曾经在广州城东的机关大院生活过，也在城西小市民集中的老街生活过。我对这两种生活模式都不会太陌生。两种生活模式的经验告诉我，平民文化在广州具有很深的根，是广州文化的灵魂所在。

6．  在座谈会上，黄伟宗老师提出说您的这本书的深度不够，没有点出广州文化的精华之处，　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那您人认为广州文化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最大的魅力在哪里？给人的总体形象是怎样的？您又是如何看待广东人的务实精神的？您认为在广东改革发展到现在，是否与广东人这种务实精神有关？但是现在有人也批评这种务实，说没有思想内涵，您是怎样看待的？

    这是一个多元社会，每个人对每件事情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也没必要深究每个人看法的对错。比方说，广州文化的精华是什么，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见解。广东人的务实，是一种传统的族群性格，说它是优点也罢，是缺点也罢，赞也罢，弹也罢，它还是它。是不是务实，与有没有思想内涵，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类没有逻辑关系的话语在流行，比方说，“学好普通话，迈向现代化”就是一例，我不反对学普通话，但学好普通话与迈向现代化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香港就是先迈向了现代化，再学普通话的。

    你可以批评广东人没有思想内涵，但你不能说因为务实，所以没有思想内涵。如果说务实没有思想内涵，务虚就有了？性格不是绝对的，也不起决定作用，任何一种性格都可以做大事。竞争也要看场合，体育赛场上可以争第一，但盖楼有什么好争谁最高呢？让你争了个银河系第一高楼，你就是银河系老大了吗？

7．  您如何看待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对城市建筑的改造？这些改造是否已经破坏了广州以往的文化氛围？现在的广州城市文化与以往相比又有了哪些变化？您是否还认同这种现代的广州文化呢？

    我在书中已经回答了，在这里引用一下，这30年来广州城市的变化，“反应在城市性格上，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充满多样性的、极富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东西。我们无法用某一类概念去归纳它，因为它的多样性，所以才充满争议性。天河与西关的‘性格’就很不一样。有人担心，天河的崛起，是不是表示广州传统文化的价值已枯萎凋零，接近尾声？许多新移民意气风发地说，天河代表进取，西关代表保守，天河最终将战胜西关。这种说法当然很可笑，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西关是‘老火汤型’的，天河是‘白灼型’的，但都是粤菜。真值得探究的，不是谁战胜谁，而是西关与天河这两个看上去如此不同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把它们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城市？它们之间那条神秘的文化纽带是什么？‘包容’是广州文化中的显著特质，但包容并不等于‘同化’，而是互相融合，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成不变的广州文化，以前人们说东山都是新移民，现在不说了，又说天河都是新移民，但一百年后，我们还会说天河是移民文化吗？”

8．  谢望新老师说您在这本书中在开放和传统中倾向于守护传统，对于商业利益对城市文化的侵犯，您很收敛、温和的保留了您的态度，对于广州来说，您还是一个“歌颂者”，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9．  另外，您对那些城市权力的掌控者对这个城市的改造持什么样的态度？这在书中您好像并没有深入，只是很含蓄地表达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是否因为这次“改革开放”这个主题有些敏感，不好直说？

    在这30年席卷全国的城市化浪潮中，广州是一个缩影，是有代表性的。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标准、传统与现代、政府与民间、城市的开发者与使用者之间，永远都在博弈。不可否认，城市改造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的。现在，你到大小马站看看，就知道了，那么多极具文物价值的书院都被拆了，说是易地重建，但到现在也没重建起来，即使易地重建，它们的文物价值也已经丧失殆尽了，与其说是文物，不如说是工艺品。像春睡画院，居然搬到了一幢14层大厦的天台重建，真让人哭笑不得。还有，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万木草堂的修复，是不是保留了原来的砖瓦，看上去崭新崭新的，像个工艺品，或者像个模型。如果这还不够触目惊心，那么到新一军墓地看看，就有深刻的体会了。

    有很多事情，本来是很容易做到的，也没有人去做。比如在名人故居前面，立个牌子说明一下，这是很简单的，但广州很多名人故居都没有任何指示。再比如，北京路可以在不同的地点立一些牌子，说明这是哪个年代的珠江岸线，这些牌子镶嵌在大厦的墙脚，不占什么地方，但它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多历史的信息。

                                                                                                    （〈南方日报〉）

我们的生活，常常受到“意义”、“价值”这些概念的困扰。我最怕别人问我，你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这样的问题，我一听就头痒，就哑口无言了，我实在回答不出来。

当年我写小说时，有朋友问我：你写小说有什么意义？我回答不出来，想想好像确实没什么意义，古人早说过“百无一用是书生”了，于是我想改行做生意去，好歹赚套西班牙别墅住住、弄辆奔驰轿车开开也好，但又有朋友问我了：你觉得住西班牙别墅、开奔驰轿车有什么意义？我支吾了半天又回答不出来。结果气也泄了，生意也做不成了。

可这世界上偏偏就有很多人喜欢追问“意义”和“价值”，事无大小，都要追出它的终极意义。或者为平凡的事情赋予伟大意义，使它变得不平凡起来，好比我要说服自己相信，我一年换一部手机是为了“拉动内需，推动GDP增长”；或者用“没意义”作为逃避现实的藉口：你觉得读书有什么意义？没意义，那我看电视去了；看电视又有什么意义？没意义，那我逛街去了；逛街就有意义了吗？

这样一路穷追下去，非要把人追到四大皆空不可。

不过，最常被人质疑意义与价值的，不是写小说，不是看电视，也不是逛街，而是……结婚。我常听到一些朋友用不屑的语气问：结婚有什么意义？只要我们两情相悦，觉得幸福快乐，有没有那一纸婚书都没区别。

是啊，结婚有什么意义呢？我回答不出来，就等于我回答不出不结婚有什么意义一样。也许，无论结婚与否，都不是为了“意义”。我们可以为婚姻诠释出千万种意义，也可以什么意义也没有。这完全视乎你个人的角度与观点。

男女感情与婚姻并没有必然关系，从道德的角度看，婚姻是一种责任；从法律的角度看，婚姻是一种契约。

在这期杂志中，我们深入到“不婚族”的男女当中，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婚姻，如何以他们的方式过着“男欢女爱”的幸福生活的。

也许有人说，不就是单身贵族嘛，不就是非婚同居嘛，这在西方社会早不是什么新闻了，在中国也早不是什么新闻了。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相同的事情会显现出不同的“意义”——呵呵，又是“意义”。有的人是因为重视契约，觉得那份契约过于沉重，所以才选择逃避；可有的人是因为厌烦契约、蔑视契约，觉得有没有契约都一样，所以选择不要契约。两者大不一样呢！

任何事情，其实都不会只有唯一的一种意义。

而我们的生活，也因为这无限的意义，变得缤纷多彩。

                        （旧稿，《潇洒》杂志某期卷首语）

毋須僱主證明 新措施即時生效.留學生工作簽證延長至3年

[2008-04-22]

有人问，男人恋物吗？答案是：男人不仅恋物，而且是不可救药的恋物狂。

男人一旦迷恋上某种东西，不仅非要把它弄到手不可，而且还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升级冲动，时时澎湃不已，恨不得把这种东西的所有不同牌子、不同版本、不同型号统统搜集齐全，据为己有。手机要升级，电脑要升级，相机要升级，音响要升级，有了背投电视又想换成等离子电视；有了两公升级跑车又想换成三公升级的……

拜物的男人，都是极端喜新厌旧的动物。这个牌子用过了，又想换另一个牌子，美其名曰“比较一下”，也不管比较的结果有什么鸟用；一种新版本、新型号推出市面了，便心痒得吃不香，睡不稳，虽然明知道新添的那几项功能根本不实用，也非要买回来体验一下不可。电脑出了奔腾4，就不能忍受奔腾3了；出了迅驰，就不能忍受奔腾4了。其实装备一套迅驰电脑，无非也是上上网，发发EMAIL，看看DVD，作文字处理或游戏机之用。如果只是拍普通的生活照片，400万像素和60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真有那么大区别吗？一部手机功能多多，但平时真正用得上的，往往不到一半。这些道理男人都懂，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和占有欲。

男人恋物的理由，有时和女孩子们自恋的心理一样莫名其妙。他会迷上HARLEY不可言传的金属感和霸气；他会迷上轿车关门时那声圆浑的闷响；他会迷上音响PLAY时像太空船一样闪烁的各种灯光；他会迷上千分之一秒的速度差别，哪怕这种差别只是产品说明书上的一个数据，在使用时根本感觉不出来，也足以令他倍感自豪和疯癫，并乐于为此一掷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连眼睛也不眨一眨。

这些也能成为理由吗？女人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男人也同样觉得天底下的润肤霜效果都差不多；高级眼影和廉价眼影画上去还不是一回事？谁看得出来？洗发露里的保湿因子与草本精华，恐怕也只是说明书上的名词而已。

1.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托马斯.潘恩（《常识》一书作者）

2.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涅克拉索夫（俄国诗人）

3.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4.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一个政权如果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它有什么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张思之（中国大律师）

5.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卜罗斯.皮尔斯

6.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

7.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列宁

8.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勃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

9.爱国主义是超越于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一种专横的崇拜。——乔治.简.纳森

10.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乔治.肖伯纳（英国作家）

11.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阿瑟.舒本华

12.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亨利.大卫.梭罗（美国作家）

13.民族主义是我们的乱伦模式，是我们的偶像崇拜，是我们的疯狂。“爱国主义”是它的迷信崇拜。不必说，我所谓的“爱国主义”态度将自己的国家置于人道之上，置于正义与真理的原则之上。——埃里克.弗罗姆

14.爱国是窃国者的通行证，汉奸是爱国者的墓志铭。——明白人

15.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

16.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 ——圣雄甘地

17.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鲁迅

18.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

19.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卢梭（法国思想家）

   1951年,毛泽东一再要求，“广东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于是,军队决定抽出6800名官兵，投入到土改中去，包下广东25个县的土改。“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随即风起潮涌。全省四万干部，扛着背包，奔赴农村。在63个县全面展开清匪反霸、退租退押的“八字运动”。许多南下干部大声疾呼，广东土改，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斗倒地主恶霸，只是零敲碎打，甚至“基本没动”。从现在起，必须一改旧观，全面进行土改复查，大军挂帅，狠字当头，不打不服，充分发挥绳子和棍子的作用，无限度地清算和追挖底财，非要把地主斗得倾家荡产、九死一生不可。

大军的斗争意识，特别强烈，在抗美援朝的外部环境和国民党可能反攻大陆的内部环境之下，他们深信必须像打蒋介石一样，进行土地改革。于是，有些农民在“少数勇敢分子”的号召下，一哄而起，三五成群，进行无领导无组织的自发斗争。有些地方大村斗小村，大姓斗小姓，强房门斗弱房门。还有人趁火打劫，侵吞果实，贪污浪费。情况令人忧虑，被叶剑英痛心地形容为“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局面”。[1]

四乡八镇，无不掀风鼓浪。一些未经政府批准的机构（如城乡联络处之类），擅自成立，到处捕捉逃亡地主，把某些久居广州的知名人士，也作为逃亡地主，押回原籍斗争。清末民初，名震省港的大绅江孔殷，南海县人，举人出身，是康有为的弟子，曾参加过著名的“公车上书”。为前清翰林，官衔太史，曾捐过江苏候补道，一度名列候任广东水师提督。民国以后，任英美烟草公司华南总代理，积财千万。占了四条街位的广州河南同德里太史第内食风鼎盛，俨然头号美食世家。土改时，江太史年届九十，风烛残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这天，在广州六榕寺门口跌断了腿之后，被南海农民强行“装”进箩筐，抬到佛山乡政府。江孔殷至死瞑目不语，竟以绝食而终。

古大存在6月间到粤东12个县区乡进行调查，他所写回来的报告，字字悚目，句句惊心。

（古大存写道）复查一开始，农民就向地主追余粮。如东阁村先召开了党、团、妇、民兵大会，交代政府政策，说明斗争方法和目的，并组织了复查委员会。但一开始斗争时，群众控制不住，纷纷采用吊打办法，群众认为地主狡猾“抵吊”，东阁村七八个地主全部给吊打过，地主罗贵昌，三吊三出，拿出三两黄金；地主罗□培，掩藏白银，不肯承认，后给少儿队搜出，农民用篱笆竹打，愈打愈气，罗回家以后死掉了，他在学校念书的12岁儿子，也给少儿队私下拖去活埋，只剩下了头，以后又扒出来。男人打男人，妇女打妇女，一家地主四个人，有三个打得到现在还起不来。同甲乡四村，有六家地主，三家被打了。地主王和隆，欠一百多担谷，全家18口，儿子媳妇都给打了，只有二口没被吊打。地主陈得胜，全家16口，四口被吊打。四村吊得很凶，最初吊指头，然后吊单边，另一边则绑石头，吊得手指折断，但是一钱也没有吊出。东阁村农民过去受了地主的气，这次打得气喘不过来还要打，认为“打死地主，当他睡目”，“过去地主对我们狠，打吊一下算得什么”。有些群众见地主自杀，见死不救，如洪村地主婆跳水没人救，死了。

古大存的报告说，由于各乡吊打得很厉害，地主忌而自杀的很多，大部分是女的。一个女摊贩，因为帮地主收藏了50个光洋，被民兵查出后，也吓得自杀死了。“总计从5月30日到6月5日一个星期中，吊打成风，到处蔓延，因吊打致死的六名，自杀的13名，以广和乡和三维乡最多”。

6月6日，惠阳县第一区（潼湖区）开区农代会。到会代表160多人，征求意见时，只有42人不赞成吊打。“据说42人中大部分是干部，其实也还不是真正思想上弄通的，”古大存写道，“有的认为吊、打死了太便宜地主，要给他受受苦。”

广和乡乡长发言时说，他们已经“扭转毛病”，改为“时吊时停”了；镇隆乡长觉得“我们还没有打过，不够瘾，会给农民怨死，以后不要吊死就算了。”三维乡提出了不吊打后，运动停了下来，在农代会上，他们大吵大闹说，“不准吊打，还搞什么？”

其他各县区的情况，也毫不逊色。古大存在惠阳坪山区看到的情形是：

在村干率领下，民兵领头，到处搬东西，大饮大食，如白花乡蓬峰村军工烈属兼归国华侨罗湘辉（有二个儿子——已牺牲，二个党员——在马来西亚参加革命，被捕坐牢后，最后被驱逐出境），他本人不是地主，他自己刚从南洋带回来的东西，及本人的裤带都被解下来拿走，连专员县长送给他的礼物也给拿走。下竹园村工商业兼富农陈焕文，也是烈军属，床板水缸都被搬走。

群众运动的秘诀，就是不怕“矫枉过正”，先鼓动起群众的仇恨情绪，放手让他们乱一阵子，然后再慢慢收拢回来。所谓为政之道，一张一弛。这种方法，在19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初见成效；在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

（古大存继续写道）吊打肉刑据村干部统计，约共有10余种刑之多，白花乡二联村陈利通，早因怕行刑吊打，上吊自杀了，但该村民兵复把其子手脚捆绑，向上悬吊，后加油在肚脐上“点灯”，叫“点天灯”。地主黄向是长胡子，发动群众把他胡子一根根拔光。薄田乡地主何均，民兵、农民来搬家物，他自怕受刑，上吊自杀，民兵看见，置之不理，并说：“你吊你的，我搬我的。”结果吊死，过二天何均的老婆也投河自杀了。

这种场面，足令任何心智正常的人，不寒而栗。由于乡村中的混乱，不断扩展蔓延，有些地方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一如叶剑英所料，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安。

白花墟是惠阳县一个比较大的市镇，拥有3225人，240户商店，6月2、3、4三天间街上每个角落，都拥挤着来自三个乡数十条村的民兵，持着枪，挑着箩，划分地区，站岗戒严，捆人打人，搬运财物，争执吵骂。禾坑村与长沥村因争抢三光布店，差点动武。该墟驻队大军目睹其状亦为戒备，商店都关门闭户，乡村个别工作人员上前规劝，被民兵声称捆吓走，乡政府民政、公安委员、妇联主任等干部，因怕民兵来找麻烦，都紧闭门户，藏避起来，只留下乡长及民兵队长两人应付门面，商人说“这次政府也无用了”，民兵中有的这样说：“去年不能真正翻身，就因有了政府的控制，不能起来，这回自己来动手，才算真正拿到刀柄子，才算真正翻了身。”[2]

虽然几万土改大军，浩浩荡荡下乡，表面看起来热闹，但这些土改队员，并未经过训练，许多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对农村一无所知，与农民十分隔膜，他们所能起的作用，殊堪置疑。李坚真被发配东江后，耳闻目睹了某些“土改大军”，在乡下闹出的笑话。

獭子乡十一村的工作同志名为三同，吃过饭便走了，吃了咸菜一大缸，豆角干一大笠，但连贫雇农的名字都不识。桔子八村王宁同志住了36天，没有和贫雇农谈过一句话。贫雇农批评他，便搬到学校住了20天，吃过饭便睡觉。

泰尾邓运发同志为了执行三同，把贫雇农三爷子共一张床的赶走了一个儿子到外边去同人搭床，后来多一个同志，再把他第二个儿子赶了。贫雇农很满意。泰尾小岭村有一个贫雇农发麻疯，同志们去他家里为了执行三同，同他同床，这个同志还说作了剧烈的思想斗争，一夜到天亮都未睡，有些同志要同被同床，自己带去的被子不便盖，同贫雇农共被，但贫雇农的被又薄又烂，天又冷，结果把贫雇农的被子撕成几块。女湖九村的工作同志住了128天连贫雇农家里的人名都不识。[3]

虽然惠阳的混乱，无论在古大存的报告中，还是在李坚真的材料里，都只字不提南下大军的问题，但这一切，都是在十五兵团派出副政委担任粤东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四十四军派出政委担任东江地委第一书记以后发生的，却是不争的事实。

　　最令南下干部自豪的是，他们对地主阶级斗争的坚决和彻底。但以乐昌县为例，“对中小地主打得彻底，有的打得过重，对大地主和当权派打得却不够彻底，地主阶级中政治上打击不彻底的20%的户当中，有80%以上是大地主当权派。地主阶级中7%的被处死、判刑、自杀或其他原因而死的人当中，60%属于中小地主。占地主人口5%的因逃亡未受打击的人当中，60%是大地主当权派。”划分阶级和分配果实的工作，也做得不好。调查报告是这么写的：